賊情如火,席卷西南,雖然像善闡、理州(大理)、建昌等雲南中北部的核心州府重鎮,一直堅如壁石,未嘗有失,但禍連滇黔的西南大叛亂,也足以讓朝廷寢食難安了。
滇黔之亂之於朝廷,要緊的不是其本身多少蠻部、土司叛亂,多少刁民逆反,破了多少城鎮,死了多官民。實事求是地講,滇黔就算被徹底打爛了,人都死光了,於朝廷而言也無關痛癢,畢竟很難動搖的帝國根本。
帝國的核心統治區域在哪裡,永遠在中原、河北,當然最近二三十年東南江浙地區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繁榮,也漸漸趕了上來,成為維持帝國統治秩序運轉最核心也最強勁的動力。
而其他地方,邊地如西北、西南、山陽、東北者,雖然同為帝國不可分割之地,起著鼎足之作用,但總歸是次一等,屬於一個強盛帝國顏麵與表征。
就衝著這份帝國尊嚴與榮耀,為了維持“建隆盛世”的偌大名頭,朝廷也不可能容許叛亂、背離的發生,處在強盛期的帝國也有足夠的實力去勘暴製亂。對於一個統一的中央帝國來說,不管是哪一方出現嚴重動亂,都意味著帝國的統治出現了問題,也必然會尋求解決之道。
另一方麵,事物的發展是存在普遍聯係的,即便高山密林、毒蟲瘴氣依舊是滇黔與外界聯係的重要阻礙,但建隆時代比起過去,終究大有不同,聯係也是日益緊密。
連玄宗之大唐,都能力征南詔,何況歸治數十載的滇、黔之於帝國。同時,若滇黔局勢長久糜爛,那麼地形、氣候、民族分布、治理現狀都與之高度類似的劍南南部州縣、廣西西部、湖南西部地區,乃至高原另一側的吐蕃,都難免受其影響,範圍再擴大,就是朝廷拚了老命也得維護的精華之地了......
川蜀之亂雖然已經過去三十多年,但其影響教訓可依舊存在,至少對親身經曆見識過的劉文濟君臣而言,是不敢過於大意的。
因此,為了西南的安寧,為了帝國的統治,朝廷對滇黔之亂的重視一路飆升,也是理所當然的,也必須及早將之扼殺,儘可能將影響控製在滇黔地區範圍之內。
眼見亂象擴大、賊勢蔓延,而地方官府官軍卻不能製,帝國終於從中樞層麵以下,正式發力了,向滇黔進軍平叛的詔令與平叛大軍的組建於建隆十年(1027)正式落實。
當然,劉文濟鞭策下的帝國朝廷,雖然難免犯一些遲鈍的、傲慢的“大帝國病”,但處事效率,尤其是滇黔之亂這等軍國大政的問題上,還是不會如此迂緩的。
之所以拖到建隆十年,就兩方麵的原因,一是等待、觀察、了解亂情之發展,同時冀望滇黔二道自己消化、自己搞定;二則是,建隆九年立秋之後,朝廷已經開始緊鑼密鼓地準備平叛事宜了,籌措糧械,調兵遣將,用了足足半年多的時間,從滇黔重鎮及其周邊構建起一個鐵桶般的包圍圈。
皇帝劉文濟或許並不精通軍事,但他知全局,識大體,懂戰略,同時,身邊也不乏優秀的軍事人才為之謀劃出征。而為劉文濟謀劃西南軍事全局的,主要有三人,兵部尚書張儉、由少府轉任殿中監兼樞直學士的蕭恭,以及最為關鍵的樞密副使曹瑋。
而曹瑋也是西南平叛的統帥,被劉文濟任命為西南招討使,總督劍南、湖南、廣西、滇黔之軍。同時還給曹瑋配了兩名副手,西南巡檢使折惟昌與兩廣巡檢使曹克明。
折惟昌自無需多說,折氏嫡傳後裔,正值壯年,老將曹克明則是百丈伯曹光實之侄,是一個久經沙場且臨陣指揮應對能力很強的將領,即便年逾花甲,亦能引刀控弦,常年坐鎮廣西。
一直以來,在很多帝國臣僚眼中,曹瑋能夠躋身高位,成為樞密院的“常務副樞密使”,都是靠著履曆以及家世,在其軍事生涯中,雖然參與了幾次對內部叛亂的平定,但實在沒有多少能夠拿出來服眾的成績。
當然,這一點實則是和平帝國體係下所有軍隊將帥的通病,出身、履曆與資曆是其晉升最主要的依據,畢竟不像老一輩的將帥,幾乎每個人都能拿出赫赫戰功來。隻不過,由於曹瑋身居高位,這一點被更多地放大罷了。
因此,西南之行,不隻對漢帝國來說是一件攸關統治的大事,於曹瑋本身而言,也是一場證明之戰。而這樣的機會,竟然到他人生暮年,才真正迎來,建隆十年的曹瑋,已經五十五歲了......
戰爭才是將士最好的學堂,也是最高效的練兵場,在西南平叛的過程中,一批年輕的將領也慢慢冒頭的,比如家世顯赫的楊文廣(楊延昭幼子)、田思勰(田仁朗之孫)、馬長議(馬仁瑀之孫)等。
顯然,不管皇帝對軍功勳貴有多少忌憚以及由此引發的打擊、壓製,真到國家有難,在選兵派將上,仍舊不可避免地向其傾斜。
這其中固然有劉文濟安撫勳貴們的用意在,但迫於勳貴對軍隊那浸透到骨子的影響力,也是重要因素。而滇黔之亂,一定程度上,對勳貴們是有好處的,至少讓他們揚眉吐氣,痛快地翻了一次身!
戰爭期間,可沒有人再敢明目張膽地打壓限製,在大局方麵,劉文濟也不允許拖後腿的人與異議......
當然,勳貴之外,還是有寒門精英籍此崛起的,比如鼎鼎大名的狄青,他在曹克明麾下,先是隨其平定廣西的騷亂,由於作戰勇猛,被巡軍的曹克明發覺,連提兩級,成為一名下級小軍官。
後進軍雲南,攻擊最寧州這個首倡叛逆的亂賊聚集之所,手底下有人了,表現則更為出色,不隻勇猛敢戰,更懂得用謀略,察形勢,見長短,最終親自拿下阿月部土司之首級,徹底讓曹克明另眼相看。
之後的狄青,便一發不可收拾了,才二十出頭的他,逐漸成為曹克明手下最鋒利的一把尖刀,往往刺向那些難纏、難打之逆賊叛部。
平亂之前,狄青還隻是一個不名一文的大頭兵,亂事平定之後,已經是招討東路軍下屬一路軍指揮使,成為一名戰功出色的中級將領,並在回朝獻捷將領名單之列,得以登殿堂,見天子......
當然,似狄青這樣的經曆,即便在皇帝有意提拔重視寒門將領的政治傾向下,依舊是傳奇中的傳奇,破格中的破格。
而他能走到那一步,也不隻曹克明一個伯樂。狄青十六歲從軍,用了三年時間,方才成為一名什長,後被時任汾州兵馬指揮使的藥宜祿(祖上乃是乾佑早期方鎮汾國公藥元福)舉薦進京入禁軍侍衛司當職。
朝廷欲克定西南,自然不可能儘用地方之兵,狄青所在的奉聖軍,被抽調西南,他又隨左廂被調至曹克明麾下聽用......
西南之後,狄青的伯樂就變成大漢天子了。但是,即便後來成為劉文濟親自提拔寒門將領中的典型人物,在狄青發跡之前,予其助力的,依舊是軍功勳貴們。
在大漢帝國的軍事體係中,勳貴們掌握的是上升通道,牢牢占據的是中高層的位置,而在帝國軍隊的基層,並非一潭死水,也不是所有勳貴都是那般狹隘、自私。
再說回滇黔之亂,朝廷為了平定,也付出其極其昂貴的代價,前後動用軍民三十萬,靡錢一千餘萬貫,耗糧兩百餘萬石,費時三年有餘。
戰爭對於中央帝國來說,是一件越來越昂貴的事情了,而這麼多人物力,直接用於剿賊平亂的,實則不足三成,剩下七成,都投入在維係戰爭的各項後勤損費上了......
在滇黔平亂事宜上,曹瑋在戰略上采取了“軍事為主,政治為輔,徐圖緩進,逐個擊破”的方針。畢竟是在樞密院掌握軍令多年的大臣,眼光很高,視野很廣,深明戰爭其手段本質。
因此,平叛過程中,在很多地方,甚至采取軍事威脅在前,政治招撫為主,利益收買在後。事實上,所謂滇黔連叛,隻是此亂分布範圍很廣,參與勢力很多,造成的惡劣影響很大,但也不是全道舉眾皆叛。
至少,官僚官軍還是堅定地忠誠於朝廷,或者說忠誠於自己的權位與利益,漢族豪強們不可能與蠻夷一條心,渾水摸魚的行為或有,但不可能一條路走到黑,尤其在朝廷大動兵之後,很多漢族豪強、地頭蛇都主動參與到平亂中來,出人、出錢、出力,協助王師剿賊。
甚至於,如善闡、理州這些地區的土司們,也沒有跟著那些窮蠻夷、苦哈哈造朝廷的反,他們處在州府的核心統治圈裡,受到的影響更大,漢化更深,更加明白朝廷之強大與“底線”之道理。
同時,在帝國的統治下,在與漢族的交流之中,他們獲取的利益還是比被剝削的要多,因此,這部分土司,造反的少,觀望的多,等到王師入滇,簞食壺漿,向導引路者,甚眾。
如此多種因素,三方合力,滇黔之亂雖然持續了些年頭,但其結局是注定的。這與帝國朝廷掌握強大的實力,以及數十年漢化之成果,是分不開的,這是大勢。
再說軍事上,曹瑋將“步步為營”玩得是爐火純青,幾路人馬在他的整體調度下,以一種很從容的姿態與秩序,一步步地清剿叛賊。
滇黔是一盤棋,落子之前,則先把棋盤外的乾擾因素給清除了,曹瑋自領軍定劍南南部,折惟昌安湖南,曹克明平廣西。待到外圍肅清戡定,兵馬集聚,糧械牲畜齊備,方才正式向滇黔大進兵。
在進兵的過程中,曹瑋還將很大一部分軍力、民力,用在後勤之保障,道路之開辟平整上,力度強度之大,傳到京畿,還引起了一些怪話。說曹樞密率領朝廷十萬大軍,幾十萬民,費著國家百萬糧餉,到西南修路去了。
雖然靡費巨大,場麵難看,且非議眾多,但交通的鞏固,也是滇黔能夠順利平定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而戰爭期間的道路工程,在亂事平定之後,很多都升級成為官道大路,成為連接滇黔州府的通衢。
滇黔的交通,幾乎被曹瑋給整個做了個升級,對內交通大利,對外聯係緊密,對滇黔亂後的恢複發展,起到了巨大促進作用。
滇黔之亂,持續反複,一直到建隆十三年初春,騰衝地區最後一股叛軍被漢軍殲滅,方才正式宣告終結。這場亂事,對滇黔二道來說,毫無疑問是一場全方位的劇烈破壞。
經濟癱瘓,百業蕭條,由戰爭的關係,物資轉運艱難,城市雖然大多保持著防禦安全,但餓死者甚眾,使得二道出現了一波龐大的“離城潮”。
人口的損失,則是肉眼可見地嚴重的,但由於滇黔人口本身的模糊性,具體死了多少人,很難算清楚。但從建隆十五年二道上奏給戶部人口籍冊來看,比起亂前,在冊人口少了三十多萬。
而在滇黔山林之間,也出現了大量蠻寨夷樓的廢墟,空無一人,陰森可怖,這些在叛亂之前,不說人煙輻輳,至少炊煙不絕。
幾十年下來,朝廷在滇黔二道冊封了194家土司,等到建隆十三年,隻剩下61部了,消失的一百多家,不是被朝廷平亂大軍摧毀夷滅,就是在亂事中被其他土司吞並了......
滿目瘡痍,一地雞毛,滇黔之亂的最終惡果,但也不是沒有一點積極意義。至少,一場轟轟烈烈的大洗牌之後,社會資源得到重新分配,社會矛盾得到緩解,隨著對新土司冊封的展開,朝廷對滇黔的掌控實則是加強了的,漢文明對當地的同化進一步加深。
滇黔一穩,整個西南又可再得幾十年安寧時光......
另外,這場大亂,也導致大量部族人口南流入蒲甘、安南二國,對二國之統治造成重大影響。安南那邊自不必說,出兵剿滅,但剿而不儘,漸漸與當地融合,成為活躍在廣南西道與安南邊界的一股不安分勢力。
至於蒲甘國那邊,基於反漢立場,那些人迅速與已經式微的蒲甘國聯合起來,與臨海國對抗,使其又苟延殘喘了一些年。
後來,又因為土地、部族之矛盾,權力之鬥爭,導致二者決裂,一番拚殺之後,蒲甘國竟為其所滅。當然,臨海國最終撿了個便宜,趁機一統緬甸地區,完成開國君主劉文海未竟之事業。
但那些已經紮下根來的“理族”,雖然臣服臨海國,但始終是其北患,活躍在雲南與臨海邊界山地,持續上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