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需諱言,在帝國極盛的歲月裡,也不乏憂患與混亂,打遍東亞無敵手的大漢帝國,也同樣難免邊患之苦。那些每年都會在帝國邊遠窮困地區發生的蠻亂、民亂、賊亂,就不需多說了,“治安戰”事實上在帝國內部也屬常態,並不是那些對外開拓的封國所獨有。
在建隆時代,朝廷邊患之劇,並不在差點打起來的安東,主要有兩處,一在西南,二在漠北。而從建隆八至十八年,劉文濟領銜的帝國朝廷,也耗費了極大精力,用在兩個方向,這是劉文濟整個統治生涯中唯二值得記敘的“武功”。
曆來之盛世,怎能沒有“武功”之點綴,還不能是一般小賊小亂的戡定,得有些拿得出手的“赫赫武功”。
首先是西南,自雍熙初年川蜀之亂平定及太宗皇帝南巡,於成都召見滇、黔諸部土司之後,整個西南平靜了足足三十年,當然一些“日常性”的動亂是避免不了的,但至少整體上還是處於一種平穩的漢統秩序下,並且漢化的車輪也在潛移默化中向曆史前方滾動著。
三十年間,滇黔地區是有莫大進步發展的,政治製度的穩定與社會治安的保證,往往能催發繁榮,那段時期,也堪稱滇黔地區有史以來文明程度最高、社會最繁榮的一個階段。
當然,這份繁榮是以漢文明作為火車頭帶頭前進的,其主要實現的方式也是通過與漢人的密切交流,最終呈現的也是一種漢夷雜處融合的局麵。
經濟上,滇黔二道雖然始終沒能擺脫對劍南與朝廷援助的依賴,但也畜牧業與手工業也蓬勃興起,作為茶馬經濟圈的支柱之一,畜牧業是其重要發展動力,滇馬的名聲可是遍布西南,再輔以各種手工製品、金屬冶煉、傳統農業,牛黃麝香等藥材的發掘,山高林密、道路險仄的西南大山,已經不能完全視作窮鄉僻壤來看待了。
政治文化上,雖然滇黔二道長期處於漢蠻雜處、“流土”並行,甚至土重於流的情況下,但在大量漢官、漢軍、漢商、漢民,以及跟隨他們輸入的漢家文明典籍、風俗及商品的影響下,朝廷對西南的開拓與鞏固獲得了巨大成功,漢化進程肉眼可見地進步。
普通蠻民且不說,至少在諸蠻部、土司上層,漢語漢禮是基本傳播開了的,不是漢文明真的有什麼無法抗拒的魔力,讓酋長頭人們爭相皈依、學習,隻是在大漢帝國於滇黔建立的秩序圈力,不向漢化與朝廷靠攏,是會吃虧的。
接受漢化,日子未必能過得多好,但拒絕甚至反抗,日子一定過不好!而一切的根本,還在於朝廷常年在滇黔諸府州鎮保持的重兵了。
若說綜合的軍事實力,滇黔二道的漢軍是遠不如劍南這西南核心的,然若單純看軍隊之戰力,比誰能打,滇黔的軍隊,尤其是雲南道的邊軍,放眼全國都可堪一比,這都是由滇黔的政治、地理、民風決定的。
經濟文化的快速發展,以及社會治安的穩定,往往帶來人口的增長,在帝國人口全麵爆發之時,西南地區也同是如此,即便增長率並不如傳統富庶地區那般高,但在建隆時代初期的時候,滇黔二地的人口也突破了五百萬。
而可以肯定的一點,實際人口絕對遠超這個數字!作為與黔中、劍南、廣南西道密切交流的樞紐,雲南道治善闡府(昆明),也逐漸擴張成為一座十萬人口的大城,這個規模與水平,就是擴大到整個西南地區,都是能夠排上號的。
滇黔地區在三十年間的發展與繁榮,是不可否認、不容抹殺的,但時,其社會矛盾也在快速積攢。土地矛盾(滇黔以其特殊的政治環境並沒有進行如內地道州一致的地稅改革),貧富差距,漢夷矛盾,官僚權貴的貪婪與剝削,土司蠻部之間的血腥爭鬥......
隨著時間的推移,矛盾積攢到一定的程度,自然而然就爆發出來了。事實上,從建隆三年開始,滇黔地區的騷亂就開始增多了,蠻民襲擾、掠殺漢民的事件層出不窮,蠻部之間(包括受封土司)互相搶掠、攻伐、擴張的情況也漸漸增多。
地方官府官軍在這些騷亂上,隻是如常一般地剿撫彈壓,就像過去三十年一直做的一樣。但是,以老辦法顯然無法解決新階段的問題,也就導致動亂始終難已,社會治安不穩,犯罪率不斷提高,一步步釀成整個滇黔的動蕩與不安。
“川—滇”茶馬貿易受到影響,直接利益的損失,自然引起了相關部門的注意,時任西南巡撫使的張士遜獲悉其情之後,便格外重視,親自奏疏一道,向朝廷稟報。
但慣性這種東西同樣存在於帝國中樞,朝廷一開始也沒有太過重視,畢竟滇黔地區的騷亂,又何嘗真正平息過,蠻亂而已,鬨一鬨,也就消停了。
當然對於殺掠漢民之事,是不能姑息的,再者也需要給張士遜麵子,於是朝廷給滇黔二道衙司下達了一份措辭相對嚴厲的敦促令,要求二道嚴加約束整頓,還民治安。同時,又給二道土司們降了一道製書,要求他們配合大漢官府,維穩滇黔,迅速恢複地區安定。
這樣的舉措,若是發生在太宗朝,哪怕在康宗朝,效果都是立竿見影的,但是平心而論,到建隆時代,西南這些山高皇帝遠的土司們,早就對朝廷失去了三十年前那般的敬畏乃至感恩之心。
因此,當朝廷製書下達時,響應的土司很少,或者他們似乎並不需要朝廷來乾預,安穩過日子的依舊安穩,互相攻伐的依舊打得火熱。
而地方官府與駐軍,卻不敢不把朝廷製令當回事,還是大舉出動,重拳出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真心剿賊,一心維穩的,還真就不多。
相比之下,有些官府官軍,卻趁著這個機會大肆殺戮掠奪蠻民......矛盾被激化,更大混亂的到來,也就不出意外了。
察西南治安難定、蠻亂漸劇,朝廷也慢慢重視起來,對兩道官府維穩不力,甚至瀆職懈怠、陽奉陰違的行為,劉文濟更覺憤怒。
於是,從建隆五年到八年,劉文濟對滇黔二道從政治到軍事進行了頻繁的整飭,但是,這種整頓給西南軍政帶來了劇烈陣痛,也導致原本秩序的進一步失控。
最大的亂事,也就發生在建隆八年秋末,以“滇桂”交界最寧州教合三部(阿月、合資、王弄山)聯合舉旗反漢起始。
這場叛亂,起初獲得雲南道司重視的原因,隻因為教合三部乃是獲得朝廷冊封的世襲土司,這種背叛與挑釁,可比一般蠻亂的性質要嚴重多了。
因此,在得知亂事發生後,最寧州的守軍便迅速出擊,意圖剿滅亂事於萌芽,然後,竟然被三部叛軍打了個全軍覆沒,最寧州由此失陷,亂事也由雲南偏僻一小州,向更廣泛的地區擴散。
與三十多年前的川蜀起義不同,當年雖然遍地烽煙,義軍紮堆,但從頭到尾都是以劍南叛軍為主,有王小波、李順這兩個起義軍領袖。
而發生在滇黔的叛亂,持續的時間更長,但並沒有達成了一個聯盟,沒有形成統一指揮,似乎就是大夥都對漢人、對大漢朝廷的統治不滿了,於是有人牽頭反漢了,於是就跟著舉起叛旗,或者從中渾水摸魚,借著混亂擴張勢力,在反漢的同時,相互之間依舊沒有停止互戕吞並的行為......
但就是在這樣一場堪稱魔幻的“叛亂”中,叛亂的規模與範圍卻在整個建隆九年裡都呈現擴大的趨勢,到建隆十年初西南叛亂最盛時,滇黔二道,半數以上的地區都有土司或蠻部叛亂。
而作為叛亂策源地雲南,幾乎全部淪陷在叛軍的烽火中,即便官軍憑借著強大實力,始終保持著一個強勢地位,但在處處烽火的局麵下,在平亂事宜上,依舊顯得被動。往往是一亂平,一亂又起,此起彼伏,治亂反複,官軍也不免疲於奔命。
出現這樣的局麵,除了叛軍充分發揮其“地頭蛇”的屬性之外,還因為,同樣有諸多漢人豪強,也按捺不住,意圖火中取栗。同時,許多飽受官府及土司壓榨的下層漢、蠻民,也各自裹聚謀亂。
於是,至少在建隆九年,幾乎整個雲南道,亂成了一鍋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