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從來都是是非之地,刀光劍影,陰謀詭計,始終不休。隻不過,在這個權力場中,劉皇帝永遠是核心,但政治重心卻在時時變化,隨著高官重臣的變遷抑或大政方針的變動而變化。
流言蜚語,往往是伴著政局變化最普遍也最廉價的東西,而在過去兩月之間,朝廷內外的討論主題毫無疑問是劉皇帝所提議的稅製改革。
雖然劉皇帝是問題來源,但沒人敢直接針對他,於是各種難辨真假的蜚短流長,便圍繞在實際主持新製籌及各項推行準備工作上上的李昉。
而李昉,相比起其他角色,怎麼看,都要好“欺負”些。更可喜的是,由李昉主持的新製改革,一直進展緩慢,在猶猶豫豫總結舊製積弊的同時,對於新製的構建上遲鈍滯後,如此值得攻擊的地方就更多了,理由也更充分。
如果說劉皇帝強硬的意誌,讓人不敢直接對抗的話,那麼通過針對執行者,便成為了一個可行的辦法,簡單有效,進退自如。
而最為關鍵的是,到目前為止,李昉在改革上的表現,實在讓人不敢恭維,疲於奔命,受困於爭執與糾紛,有如泥足深陷,掙紮不已,又沒足夠的威望與過人的魄力去破局。
彆的且不提,快兩個月了,關於新稅製的一些細則問題,仍在商討,難下定論,研究詳細、考慮全麵是認真辦事的態度,但過於重視一些細枝末節,而忽略了最根本的問題,那就是如何有效地推動改革進展,而不是陷入無休止的扯皮與麻煩之中。
而當劉皇帝都表露出不滿之時,那李昉所承受來自各方麵的壓力就更大了。曆代政策改革的執行者,最顧忌的並不是來自裡裡外外的掣肘與對抗,而是來自皇權的支持。
而李昉的表現證明,他並非一個能夠擔當改革大任的人,而劉皇帝對他的態度同樣表明,李昉或許也不是劉皇帝心中所屬。這一點,隨著時間的推移,越發明顯了。
這不,又有一則消息從垂拱殿與政事堂開始傳播開來,李相公又被陛下責斥了,原因在於新提交的一份財稅新製籌議條疏。對於這份難產的奏疏,劉皇帝表現得十分不滿,閱覽過後,直接給了李昉四個字的評價,事倍功半。
事實上,對李昉不滿的各類人中,並不全是基於反對稅改的原因,相反是對李昉遲緩猶豫的動作感到失望。任何改革,都有保守派與激進派,稅改也一樣,實持反對意見的人頗多,但明麵支持的人同樣不少。
支持的人中,也是形形色色,來源不一,原因不一,並未成派彆,但基本的政治態度同樣保持一致。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唯劉皇帝命是從者,這些人幾十年籠罩在劉皇帝的人權威之下,在劉皇帝的意誌下,幾乎失去了個人的思想,習慣性地按照劉皇帝的想法來。
還有一部分,則屬於大漢統治各階層中的有識之士,不論勳貴還是官僚,總有一些人的見識超過階級利益的限製,而謀求更高更有價值的需求。肉食者雖鄙,但也不是所有人都為眼前蠅利所禍,而為了國家統治的延續,為了更長久的利益保證,也願意做些妥協。
而在當下大漢朝廷的官僚之中,也有一大批起於微末,體察過地方民情,見識過民生疾苦的官員,他們更清楚如何通過減少對農民的壓榨而靖安維穩,他們知道稅改是延續統治生命力的做法。這些庶族官僚,雖然很多人都在朝廷的大染缸中變了色,但依舊有有一批人,保持著一些理想主義的色彩。這些人,也是改革除劉皇帝之外最主要的支撐力量。
另外則是,還有一些不在乎改革意義與重要性的官員,他們樂意看到變革的發生,並積極參與進去,以趁機牟利。改革意味著改變,也往往體現出利益的重新分配,對於許多不甘現狀的人而言,改變就意味著機會,不管是因勢而動,還是渾水摸魚,都需要一個變化的環境。
這樣的人,或許談不上唯恐天下不亂,但絕對是不希望看到一成不變。吏治運動,在清洗不法的同時,尚且崛起了一大批新權貴,稅改亦然,這同樣是個機會。改革容易出新貴,這其中的機遇可比平時苦熬政績資曆要大得多。
甚至於,有些人心明明對稅製改革心懷疑慮,甚至排斥反對,但麵上卻顯得格外積極,表現出十分強大的執行力,對於這些人而言,如何借機實現仕途上的進步才是最重要的,至於政治理念什麼的,沒到一定地位毫無意義,至於利益,隻要有官有權,什麼都會有的……
而趙匡義,顯然也屬於這樣的一類人。
最後還有一批選擇坐觀局勢,左右搖擺,隨時可以轉變立場的人。事實上,很大一批人,對於改革並沒有過於明確且激烈的反對態度,一是在於眼光的短淺,不論流言如何,在切身利益沒得遭到侵害之前,是不會有什麼過激反應的,實在沒必要。
另一方麵,則是大漢多年發展形成的一種政治規則,或者說習慣。在劉皇帝當國的這近四十年間,發起並落實的各項政策改革有數十起,每一起都會侵犯到既得利益者,但都一一落實了。
這其中,除了劉皇帝破除萬阻,堅決推行之外,也因為劉皇帝的大部分改革,都表現得極有分寸,與其說是改革,不如說是改良,既然是改良,不論手段形式激烈與否,都難以掩飾住其中的妥協性,往往留有餘地。
經曆得多了,大夥也都習慣了,雖然此番稅改從一開始都讓人感覺彆扭,但在沒有具體方案出台,沒有新政舉措落實,沒有真實效果的反饋之前,觀望是不少人選擇的態度。
稅改中最重要的一項原則就是統歸地稅,再度加強朝廷對土地的控製,但是,這並不涉及土地所有權這種最為敏感的問題“減租減稅”總是比“打土豪、分田地”要更容易接受。何況,即便通過稅改,今後的地稅如何收,收多少,都還未成定議,都是可爭取的。
說到底,這仍舊是一場走溫和改良路線的變,雖然觸及了土地這種最關鍵的生產資料,但效果如何還需看後續的發展。
而李昉無法切實有效推動稅改進程,自然也引起了方方麵麵的不滿,反對者就不多提了,支持者對其保守的做法不耐,而觀望者也因為始終沒個定論而感到不安,難得的,李昉竟然到了人憎鬼厭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