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農不穩,無商不活,在農牧上堅持治本,在商業上安東也是大開方便之門,尤其體現稅收以及貨物進出的寬鬆。
自古以來,曆代王朝都堅持一個重農抑商的政策,這是一項基本國策,也是由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決定的。
同時,於統治階級而言,過度的商業活動,既會影響從事農桑的勞動力人口,也會增加人口的流動,增加治安的隱患,最重要的是,不利於官府的統治管理。
時至如今,大漢各地官府,在治安管理上遇到的最大麻煩,還是那些走南闖北,時刻處於流動狀態的商業人口。
即便朝廷在戶籍製度上是堅決強力推行,也是不可能做到無死角監控,至於跨道州甚至跨縣鎮辦桉都十分困難。
因此,天下的官員們,雖然知道商業活動的好處以及必要性,但為了政績,為了安穩,他們仍舊更願意將治民拘束在土地上,那樣既能創造生活資料,也更利於維護社會治安的穩定。而秉持儒本思想的一些官員,對商賈就更是大加鄙棄了。
這種根深蒂固的思想,在大漢朝廷上下,實則也屬於常態,哪怕大漢如今商業活動日趨頻繁,商業氛圍日漸濃厚,但本質上並沒有什麼改變,在農與商的問題上,農永遠是排在前列的。
而商業的興旺,也基本局限於京畿、諸道州大城市以及沿海一些州縣,而這些地區之外,實則仍舊處於一種相對固化的小農經濟狀態。
同時,在經商上,仍舊伴隨著各種有形無形的壓力,像鹽、鐵、茶、酒、糖等產業,其大部分資源,都是實行國家專賣政策,一盤的商賈根本無法參與其中。
雖然鹽、酒早已開禁,但其生產源頭,尤其是製鹽,仍舊牢牢控製在朝廷手中,甚至更加牢固,即便承擔分銷的大商人們,也要按照官府的規定,要舔著官府臭腳,才能正常經營而不遇麻煩。
各地的商道確實通常了,層層重重的卡稅、關稅也被廢除了,但取而代之的,是嚴厲且嚴格的市稅,尤其在大城市內,要是不交足稅,連市場都進不去。
像趙匡義在開封實行的人貨進出通道分離,如今已經被全國各地的官府給學了去,這也確實極大地減少了商賈逃稅、漏稅的可能,除非不想把貨物售賣了城市中去。
限製的同時,也意味著規範,至少,還從沒有一個王朝,對商業從事人員、活動及稅收有過如此細致明確的管理,並專門製定了一部《商法。
當然,趙普等大臣最初製定這份法桉的初衷,是為了割商人的韭菜,也緩解財政拮據,卻反倒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商業的發展。
畢竟,在《商法的框架下,進行合法商業貿易,從事商業活動,這本身就是一項進步,也是商人們願意接受的。不願意遵從商法的,那是奸商,自然需要懲罰,願意遵從的,自然就是良商了,隻要服從管理,照章納稅,就可以安心經營。
事實上,對大漢商業的推動,劉皇帝是有大功的,要不是他時不時地商人說好話,大漢如今的商業氛圍,也未必有這麼“寬鬆”。
但即便如此,也無法改變一些根本性的問題,無法改變大漢是一個以自然經濟為主的封建農業帝國,在生產力沒有取得突破性發展的情況下,大漢的商業也隻能局限於此,也難有更多的突破發展,政策的限製始終在那裡。
甚至於,就是劉皇帝,如果真因為過度的商業發展,影響到了農桑漁牧,影響到了農業產出,影響到了社會治安,威脅到國家穩定,那他也會毫不猶疑地舉起大刀乃至屠刀,狠狠地砍下去,什麼都沒有帝國的安全與穩定重要。
在這樣的情況下,劉煦在安東也采取了一些堪稱激進的勸商興商政策,比如商稅的大幅度降低,像商人開放安東的各項資源,包括木材、皮貨以及各類動植物資源,就是礦藏,也持對外開放的態度,隻是被聞消息的東京給叫停了。
不過,對於金銀礦這樣的貴金屬,還是同意讓商賈開采、冶煉,隻是要加強監管。而在這方麵,也著實吸引了不少人,甚至在安東掀起了一陣淘金熱。
一直以來,像礦藏這類資源,都是由國家直接控製的,朝廷在全國各地,也設置了大量的礦監,也開采、冶煉,民間是不允許私自開采的。但這一點,在安東也被打破了一些藩籬。
同時,對於前來安東貿易經商的商賈,安東都督府還同意他們組織護衛隊,佩戴武器,武裝押送貨物。
總的來說,安東對於把隊商賈的限製放得很寬,可以說擺足了誠意,很多在大漢其他地方難以實現甚至明令禁止的事情,在安東都可以發生,幾年下來,劉煦基本把安東地區打造成為了一個冒險者的天堂。
除了地理位置有些偏遠之外,從其他任何方麵來說,安東對商賈來說,都是十分友好的。而位置的偏僻,對於常常需要走南闖北的商人來講,完全是可以克服的,關鍵是有利可圖。
安東都督府的興商政策,也著實吸引了天南海北的商賈,哪怕是抱著嘗試的心態,也有絡繹不絕的客商前往闖蕩。
甚至於,有大量南方的商賈,聞訊而往,不遠千裡,奔赴安東。尤其是東南沿海的一些商賈,南方的商業氛圍本就濃厚,那些從商者,尤其是海商,更顯踴躍,尤其是臨海的江浙、福建乃至兩廣商賈。
隨著海上貿易的興起,以及大漢海運的發達,北上的海路航線,已經十分成熟,通過海路也能節省許多成本。
在過去幾年,就已經有大量商賈,到遼東經商了,東北的毛皮貨物、人參鹿茸、造船建築木料等等都是重點經營對象。安東雖然還要更遠更偏些,交通也更加不便,但得益於惠商政策,也攤薄了成本,基本隻要能成功把東西運出,那就有得賺。
商賈本就自帶冒險因子,願意出海闖蕩的,更富有冒險精神,乃至搏命。大量商賈、商隊的湧入,也給安東地區注入一股蓬勃的活力,安東都督府也從中得利不少。
農牧,那是統治的根基,安東官府選擇的支出,對商,隻是促進發展的一種手段,哪怕優惠再多,都督府也是不可能搞賠本生意的。
因此,商稅也成為了安東都督府在近幾年間最主要的財政收入,而有了這些稅收,才使得都督府能夠正常推動開發。
如果僅靠朝廷每年下撥的那一百萬貫專款,要把安東帶上正常的發展軌道,還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即便朝廷能夠長期堅持,也會引發閒話,大漢這麼大,好地方那麼多,何必要花費大代價在如此偏遠的安東。
同時,從開寶十五年開始,安東每年都會向朝廷貢獻大量的黃金、生鐵,有了這些,朝中的異聲才被壓製下去了。
像金銀這樣的貴金屬,哪怕向民間開放了,挖掘出來也是帶不走的,必須得向安東官府折價兌換成銅錢或銀錠,夾帶藏私出境的,一旦被發現,會遭到嚴懲,那就不隻是破財免災的問題了。
在安東的開發上,劉煦以極大的決心,抵擋住了巨大壓力,銳意進取。不得不說,哪怕取得了一些成績,引起的爭議卻更大。
按照朝中一些官僚的說法,安東的做法,完全是在破壞朝廷的法度,敗壞朝廷的綱紀,標新立異,激進魯莽,與大漢的治國理念相悖,屬於異端,該當被取締......有太多人對劉煦在安東的“大動作”,持反對乃至批判的態度了。
也就是劉皇帝沒默許,太子劉暘不表態,宰相趙普也沉默,輿論壓力才沒有轉變為實質的政治舉措,即便如此,劉煦哪怕身在安東,也是有所體會的。
大概是為了表明決心,劉煦甚至把在兩京的秦王府產業全部變賣,所有仆傭內侍,全部帶到安東,投入到當地的發展中去,以實際行動,表明他開發安東的堅定意誌。
在兩京,也隻是留下了兩座王府,以及零星的維護人員。這樣的舉動,這樣的態度,也著實堅定了不少追隨執行“安東政策”的官員信心,也給商旅、移民帶去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