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十五年冬,皇太後蕭氏病逝於洛陽嶽樺宮,享年八十。皇帝劉文濟正處泰山封禪歸途,噩耗東傳,聞之痛哭,乃至驚厥,行營震動。
對蕭太後之崩,劉文濟除了悲慟難抑,另有難言之愧疚,問題還是出在封禪之事上,蕭太後此前是明確反對他行此大典的。
基於此,劉文濟很難不往“太後是否被他氣死”的方麵去聯想,哪怕隻是百分之一的可能,也足以讓劉文濟追悔莫及。
同時,四十年後再臨泰山,以皇帝之尊,藉文德武功,祭告天地神隻、祖宗英靈,本該是誌得意滿,豪情榮耀,然在事實體驗上,並不是太好。
屹立泰山之巔的世祖功德碑,於劉文濟而言,比泰山本身更加威嚴肅穆,更讓人感到卑微。劉文濟的內心還是其驕傲一麵的,站在碑下時,也難免有自慚形穢之感......
因此,封禪大典雖然最終如期順利進行並落幕,但在登臨泰山之巔的那一刻,劉文濟心裡多多少少是有些悔意的。蕭太後之死,則加劇了這種愧疚,甚至生出“萬方之罪,加諸朕躬”的心理。
回到洛陽劉文濟,為蕭太後舉行了一場堪稱轟動的國喪,規模之盛,遠勝當年慕容太後崩逝之時,讓內閣大學士朱祺為其立傳,述其睿智、堅貞、端重、賢明,同時加尊號孝章明皇後。
蕭太後一生,對劉文濟的成長成就有諸多助力,尤其在一些關鍵事務上的關鍵建言。其崩逝,也是對劉文濟的最後一次提醒,並且作用很大。
至少從建隆十五年封禪之後,劉文濟收起了他那些難以抑製的誌得意滿,以及矜功伐能的行為,一直到其駕崩。
建隆十六年四月,樞密使曹瑋以疾薨。老國公、樞密使楊延朗,於建隆十三年薨於府,曹瑋則以克定西南之功,還朝之後,順理成章地晉位樞密使。
曹瑋死後,皇帝以殿前司都虞侯折惟昌繼任,又升擢董從儼、蕭惠兩個滅金統帥為樞密副使,重新建立大漢帝國的軍令管理係統。
但是,這樣的安排,也導致軍令係統內的矛盾加深,曹瑋也就罷了,有西南之功的彌補,論什麼方麵,他當樞密使都沒人能挑戰。但折惟昌的話,雖然同出名門,但董從儼可不甚服氣。就一點,西南之功與漠北之功,孰重?
從曹瑋開始,帝國又一輪高層變動的閥門仿佛打開了。十六年秋,宰臣、兵部尚書曹利用罷相,他這個宰相,隻當了不到一年的時間。
曹利用罷相的原因,歸根結底就四個字:恃寵生嬌。而作為劉文濟潛邸心腹,從龍重臣,他也有生驕的資本。這是貫穿他中樞生涯的表現,隻不過,在各種時期表現程度不一罷了。
而一旦失了分寸,沒了邊際,就容易變“寵”為“怒”,惹來禍事。早在拜相之前,曹利用便經常吹噓彰顯自己與皇帝的親厚關係,吃點酒就喜歡拿當年潛邸之時的“小故事”來分享。
等到泰山封禪成功,自詡又為皇帝實現了一樁功德,更加誌驕意怠,忘乎所以。興致起來之時,君前失儀也就罷了,但他喜歡自矜其功,尤其是“封禪之功”,就越發讓劉文濟厭煩了......
曹利用是幸運的,如果是封禪之前那段時間的劉文濟,以其心理狀態,麵對這種情況,能不能活命都要打個問號。所幸,劉文濟最終還是顧念幾十年的君臣之情,給他留了一份體麵。
以青唐(西寧)地區人情不穩,遣曹利用為青唐巡撫使,前往坐鎮,剿撫治安。青唐地區,乃是世祖朝時,大將楊廷璋追剿甘州回鶻餘部,一並拓地收複的。
在行政區劃與軍事戍防上,河西、隴右分彆負責。而青海湖東邊的青唐地區,則屬於隴右道治下,不過六十多年下來,隴西道司經營重點僅止於河湟,至於更西邊,實則處在一種相對薄弱的狀態。
不過,由於朝廷對西北的重視,精兵鎮守,一直沒有大亂。不過,在最近的二十來年,在青唐地區卻慢慢崛起了幾個股吐蕃勢力,或以信仰惑人,或以族裔聚兵,比如妖僧李立遵、邈川族首領溫逋奇。
當然,二者在壯大勢力,擴張影響的同時,也不忘向隴右官府表示恭順,年年上貢,又以茶馬貿易為名,積極溝通,方才保持著穩定。
但是,在過去的幾年,兩股勢力都開始不安分了,河湟地區吐蕃諸部的鬥爭愈發頻繁激烈,相互吞並,舊有的秩序開始紊亂了。隴右道官府不無作為,也曾派兵鎮壓,但隻收一時之效,漸漸的,河湟、青唐之情狀,也上達天聽了。
曹利用西行前,劉文濟還專門召見他,請他吃了一頓酒,並難得動情與他追憶當年往事。最後,方才表露,朕有意君臣之誼長久,然你過去的表現,令人失望。
你雖然年逾六旬,但老驥伏櫪,青唐不是善地,戎狄不可輕定,倘若能夠幡然醒悟,追舊誌,立新功,克定河湟,東京昭烈廟,西京功臣閣,仍不失一席之地。
辭駕離宮之際,曹利用的眼眶依舊是紅潤的,皇帝交心之言,對他來說,是大有觸動的。曹利用少立大誌,要報效國家君王,雖然驕矜猖狂,但他對劉文濟的忠誠卻是矢誌不渝的,以情性烈,在遭貶之際,已存死誌。
而劉文濟一番話,不隻打消了他原本的“計劃”,還讓他認真反思己過,牢記初衷,誓要撫定青唐,還河湟關山安寧,以報皇帝知遇之恩。
從曹利用身上,能夠充分體現出“過而能改”、“有誌不在年高”的道理。自西赴青唐,曹利用便將全身心投入到對當地部族的招撫平定中,政治上分化拉攏,軍事上嚴厲打擊,將餘生的時光,儘數付出在高原之上。
在他巡撫青唐的幾年間,先後將李立遵、溫逋奇兩部製服,夷其族,散其部眾,進一步加快了青唐地區的漢化程度,也為後續更加繁榮活躍的青唐茶馬經濟打下了雄厚基礎。
曹利用最終也是在巡視海西地區時,中風而亡,就和離京時劉文濟與之的約定那般,低頭而走,昂首還朝,昭烈功臣,位居其間,長享香火。
......
曹利用之後,劉文濟又以殿中監蕭恭任兵部尚書,拜相,對於這個出身契丹、才乾卓著的股肱之臣,劉文濟謹慎地用了二十年時間,方才大大方方地將其扶上政事堂的高位,任其發揮才能。
從張儉、曹利用,再到蕭恭,也徹底形成了文臣主掌兵部的習慣,當然,這三者都不算單純的文人,都是熟知武略的文臣。
建隆十七年夏,丁謂罷相。名義上是因疾以本職致仕,實則是有人匿名舉報,將丁謂早年黨同伐異,迫害忠良,奸偽禍國的一些罪行舉報,再加上皇城司那裡保存的一些丁謂黑料,兩相結合,劉文濟對這個老臣也不再容忍了。
當然,最深層次的原因在於,丁謂也犯了和王欽若當年一樣的忌諱,交結內宦。不過,丁謂這個人實在是聰明,也很會揣摩聖心,自被皇帝召進宮一番“特殊”的問對後,隔日他便又病倒了,並上表乞骸骨。
這個時候,丁謂已經不惦記尚書令的職位了,即便內心是那般地不甘與慨歎。但是,他也十分清楚,再不急流勇退,連家族兄弟子侄的富貴榮華都保不住了。
另一方麵,他既無法,也不願像曹利用那般,到大西北去吃苦。相比之下,帶著點遺憾離開朝堂,退出曆史弄潮第一線,將希望寄托在後人身上,未必就是壞事。
十七年秋,隨著工部尚書王增被委派兩浙道布政使,曾經鼓吹封禪的三名大臣,都從帝國中樞去職,這也算是皇帝劉文濟的一種表示吧。
十八年,隨著鹽鐵使呂夷簡升任財政使,河東道布政使李昭賢升任都察使,劉文濟統治晚年時期的政治格局,正式形成。
建隆十八年的皇帝劉文濟,已經六十歲了,不管是作為皇帝,還是單純作為一個人,都不可避免地迎來最後的時光。
附:建隆十八年大漢帝國諸相——中書令許昌王劉曜、尚書令(首相)陳堯佐、尚書仆射張儉、吏部尚書張士遜、樞密使折惟昌、財政使呂夷簡、都察使李昭賢、兵部尚書蕭恭、禮部尚書朱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