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十一年初秋,在興國之戰還沒有一個明確結果上傳抵京時,皇帝聖躬駕臨嶽樺宮,看望抱病在榻的母親蕭綽。蕭太後常年修身養性,少俗務繁累,因此身體一向保養得不錯。
然而,終究敵不過歲月的侵蝕,畢竟已過古稀之年,過去幾年身子骨一直不太好,用再好的藥補都無大用,讓劉文濟深感憂心。
蕭太後,不僅是劉文濟的母親,更是他一路走來登上皇位的最大功臣,是幾十年隱藏於他身後最重要的謀主。可以說,劉文濟能有今日,是蕭太後一手造就了他,也可想而知劉文濟對蕭太後的感情。
看望之餘,劉文濟以當年“契丹亡國”之事向蕭太後致歉,但他還是小瞧了老母親,蕭後在契丹事上不說話,不是以沉默表示不滿,隻是不便開口罷了。
感劉文濟內心之複雜多慮,蕭太後仍是她堅持了幾十年的態度,身心已入中國,再無契丹。劉文濟又谘之以漠北事,人老心明的蕭太後,認識依舊清醒,意見很明確,乃蠻金國,宜早除之,草原大漠,宜分治之。
經過與老母親一番簡短卻深刻的談話後不久,劉文濟徹底下定北伐大漠、攻滅金國的決心,並且,就在十一年秋,在秋高馬肥,金兵最常南掠的季節,朝廷出兵了,正式開始直麵並解決漠北之患,也拉開漢帝國對乃蠻金國全麵反擊的序幕。
當然,這是基於滇黔之亂進入尾聲,西南大局趨於穩定的前提,否則以劉文濟在軍事上的穩重與謹慎,也未必就會如此急切。
綜劉文濟統治生涯,雖然一直麵臨著各種來自朝野內外的壓力,但他對自己的作為也向來是清醒的,他極度渴望給自己的統治披上一層神聖而華麗的外衣,但絕不包括軍事冒險。
不管是滇黔之亂,還是漠北之患,最終訴諸於軍事打擊,其主要目的仍是為帝國的安全與統治。即便忍耐持重若廝,在發動北征之時,還是有人忍不住挑刺,閒言碎語,含沙射影,指責朝廷南征北戰,是在窮兵黷武。
太和樓中的清談闊論可以當耳旁風,那裡議政之風從來開放,有反對也必有支持。真正讓劉文濟感到糟心的,還是朝中一些官員的意見,還是他比較倚重的文臣。
比如集賢殿大學士、禮部侍郎劉筠,就以西南未定、不宜北征上書諫阻,還提出了一係列的北征不利因素,希望皇帝能偃武修文,以安天下人心......
對於劉筠一番建言,劉文濟是出奇地憤怒,收到奏章後,即將劉筠召至駕前,狠狠地批判駁斥了一番,然後將其貶到漠南擔任學政,讓他在狼煙四起的塞北,親口問問邊地的軍民,天下可安?人心可定?
劉筠是雍熙朝的進士,曾與大學士楊億並稱“楊劉”,在才學上雖然不如楊億那般有靈氣,但憑著紮實功底、清簡風尚、標準道德,幾十年下來也成為帝國文壇巨匠,士林領袖。
劉筠曾任中書舍人、知製誥,也曾知貢舉,還常年在政法大學堂擔任教授,還在那裡,與考入大學堂的包拯結下了一段師徒之緣,他是“包大人”的人生導師與仕途上領路人。
劉文濟對劉筠抑或持類似觀點臣僚的憤怒,根本原因在於,他被雙標了,這是尤其讓他討厭,撕裂他內心的行為。要知道,建隆九年時,他為何按捺不舉,就是因為顧及西南。
如今,西南已然大局在握,正欲向北安民建功,劉筠等臣又拿此等言論來勸阻乃至指責,這十分讓劉文濟懷疑他們的居心。甚至於,讓劉文濟產生一種,他對這些文臣“太好了”的反思,否則豈容其如此放肆。
心情激憤時,劉文濟是很想拿世祖時期的諸多大征來舉例的,與之相比,他的建隆時代就已經不隻是克製了,但依舊免不了以偏概全、斷章取義者。
然而,劉文濟心裡又深深地明白一個道理,他畢竟不是世祖皇帝......
漢帝國於建隆十一年秋進行的北征,嚴格意義地來講,隻能叫“漢軍出塞”,不管從目標上還是規模上,都隻是朝廷大舉北伐滅金的一個前奏,但真正動員起來之後,就奔著決戰去了。
對於和平多年的帝國軍隊來說,即便常年保持著不錯軍事裝備與訓練的邊軍,從治安維持轉移到真正的戰爭軌道,這種變化依舊是需要一個過程的。
因此,此次秋伐,漢軍出動軍隊的規模並不大,隻分兩路進軍,一路以蕭惠為主將,率領禁、邊騎兩萬五千餘軍,自漠南出,遠擊漠北,目標直指金國腹地的地艫朐河流域,在那裡分布著諸如塔懶、河董等自契丹沿襲而下的城池,是漠北草原中部核心,也是連接東西,維係金國對漠北那並不牢靠統治的要害通衢。
蕭惠,這個契丹族出身的大將,這把劉文濟磨了整整二十年的刀,終於到出鞘的時候,被用在漠北事上。同時,這也是時隔近六十載,大漢鐵騎,再度橫涉大漠,遠征絕域。
當然,僅從地理環境與時代背景來說,漠北之於漢軍,已經不算絕域了,至少不像過去那般陌生,同時蕭惠軍不隻全部騎兵武裝、高度騾馬化,還有一大批草原部族作為仆從向導。
在契丹滅國後那些年間,帝國朝廷可不是什麼都沒做,全然坐觀金國的擴張、與饒樂的廝殺,至少在漠南地區,山陽道司對南附的原契丹國民進行了相對妥善的安置與約束,奉樞密院軍令對潰散之契丹兵卒也有了重新編練,對漠南的地理氣候、金國金兵都有更為詳細的了解、整理、熟悉,一切的一切,都是為動兵之用。
而出漠南之蕭惠軍,仍然隻是一支偏師,朝廷真正的大動作,正是在“漢金”交鋒第一線,饒樂、燕北地區。燕北都指揮使董從儼,在興國之戰中的表現,獲得了劉文濟的信任與大膽起用,直接被任命為漠北行營都部署,總燕北、饒樂、安東及一部分山陽邊軍,計七萬步騎,北討金國,目標大澤地區(呼倫湖)。
當然,名義上的北伐統帥,這個名譽,劉文濟給了饒樂王劉昕,作為一種安撫,而老王爺在常年與金國的鏖戰中,又經興國之圍,已經病倒了。因此,董從儼就是東路軍實際的主帥。
王師一發,地動山搖,漠南、燕北這兩路軍加起來,就是十萬大軍了。到此時,劉金才真正感受到,與一個認真的、強盛的中央帝國交手,究竟是怎樣一種體會,過去十多年的勝利,多多少少給他帶來了一些錯覺,即便他自認已經足夠冷靜了......
漢軍北上之時,劉金仍駐靜邊城,率領部眾在大澤及周邊草原就食恢複,興國之敗,對他而言算得上一次大挫敗,但還不算傷筋動骨,傷亡嚴重的是征服不久的仆屬部卒,他乃蠻本部精銳,死傷還不算嚴重。
因此,在漢帝國北疆進行動員的時候,劉金也在休養恢複,集兵聚將,準備趁著秋高再度南下,找回場子。恰逢漢軍北上,這正合劉金之意,漢軍送上門來,正可借主場優勢殲之。
麵對帝國聯軍洶洶而來,劉金並不畏懼,他使用其一貫的戰術,派出數支騎兵,輪番南下,騷擾遲滯漢軍,意欲在“疲敵”之中,尋找戰機。
事實證明,董從儼在興國之戰的表現,並不是曇花一現,對於金兵的戰術,他早有應對,行軍的軍陣,諸軍的任務,應急準備措施,他安排得井井有條的。金兵的疲兵戰術起到了作用,但並不大。
當然,最關鍵的地方,還在於漢軍充分的準備,步騎結合,是漢軍對付遊牧騎兵傳統戰術,這個傳統也再度被董從儼使出來了。
金軍兵少,那是來送;兵眾,足以拒之;若是來攻,更是求之不得。因此,到九月底時,董從儼軍曆經辛苦跋涉,終是成功飲馬大澤,遙指靜邊城。
在這個過程中,劉金做了諸多努力,但一無法阻止漢軍進兵,二則難以尋到真正有利的戰機,隻能一步步眼睜睜看著漢軍的陰雲籠罩在大澤草原。
而進入大澤腹地之後,漢軍在行動就積極多了,兵分兩路,一路由安東國大將劉尚遠統率兩萬騎兵,遊弋搜獵,尋找金兵主力,董從儼自己則率領中軍步騎,繼續向靜邊城挺進。
這種局麵下,劉金最終選擇撤出靜邊城,將之拱手相讓。倒是劉尚遠軍,劉金與之交手幾次,但沒有一次達成目的,一是劉尚遠能打,漢騎難殲,二是不敢投入全部力量,怕被漢騎糾纏上,引來主力。
在一種相持拉鋸的局麵上,雙方從秋季糾纏到冬季。入冬之後,天氣漸寒,劉金再度改變戰法,他拋卻老弱,放棄大澤部眾,任其避禍,集結了五萬精騎,備足糧草,躲了起來,同時截斷漢軍糧道
劉金是發現了,正麵與漢軍對抗,還是很吃力,即便勝了,死傷也嚴重,因此,他打算借“長生天”的力量,寒冬的漠北有多可怕,他再清楚不過了,而七萬漢軍,想要生存下去,困難是格外艱巨的。
劉金的判斷並不能算錯,因為在這個冬季,在靜邊城凍死凍傷者,數以千計,但東路漢軍出征之前,攜帶有充足的軍糧,除了專門的輔兵,每人每馬皆負三月乾糧,同時在戰事前期,一直有源源不斷的糧草從燕南—燕北—饒樂送抵前線,雖有不少在金兵的襲擊下損毀了,但成功抵達前線的仍舊有不小補足。
從寒流席卷,天降大雪,以及金兵躲避兵鋒開始,各部漢軍在董從儼的命令下,便進行嚴格的補給配發,節省口糧,以靜邊城為依托,生生扛過了整個冬季。
同時,出征的漢軍,不管是塞北還是饒樂、安東,對寒冷的耐受程度上,也並沒有劉金想象般的差,尤其是燕北、饒樂、安東之軍。
即便如此,漢軍都死以千計,熬到後麵,軍中也開始殺牛、殺羊乃至殺馬。而作為對手,在漫天雪白之下,劉金統帥下的金兵,同樣死傷慘重,天地之力,對所有人都是公平的,隻看誰更能熬。
當然,在這場對峙中,最慘的應該是那些當地部民,他們被劉金拋棄了,拋棄之前,還被收繳了大量口糧及牲畜,等待他們的結局可想而知。為了戰爭,為了擊敗甚至全殲漢軍,劉金不顧一切,采取了最極端、最殘酷的策略,
很大澤部民沒辦法,選擇往靜邊城的漢軍投降,希望獲得口糧,求得活命機會,但漢軍連自己都尚且顧及不全,又怎會在意這些敵部的死活。
草原上的戰爭,從來都是殘酷的,這是極端惡劣地理氣候條件造成的。等到十二年春,當氣溫漸漸回暖,冰雪逐漸消融,劉金依舊未能等到他期待的戰機。
漢軍在充足的準備之下,雖然死傷不少,但依舊堅持著,並且積極迅速地派軍,打通糧道,在漢騎的護送下,來自漢帝國的後勤軍隊,繼續跨越千裡,向靜邊輸送著糧草。
麵對這種情況,反是劉金統帥的金兵主力,已經趨於崩潰。到最後,從拒敵之戰,變成生存之戰,在小心觀察之後,終於按捺不住,向一支五千多人的漢軍後勤軍隊發起突襲。
不出意外地出意外了,那就是董從儼給劉金設的一個誘餌,在一種馬瘦毛長、兵困糧乏的局麵下,漢金之間展開了開戰以來的第一次大會戰,也是決戰。
但交手規模,可比開戰之初的聲勢小多了,漢軍分前後軍共六萬多人,金兵不足四萬,會戰的結果,漢軍全勝,金兵慘敗,幾乎全軍覆沒。
在一種近乎絕望的瘋狂之中,很多金兵都不願逃跑,要麼戰死,要麼投降。最大的意外或許在於,劉金這個稱霸一時的梟雄也倒下了,死在一支不知發自何人何弓的流矢之下,既不英雄,也不壯烈。
隨著的劉金的頭顱,被飛馬傳送洛陽,漠北之患也進入到收尾階段了。這是一個很出人意料的結果,很多帝國大臣都看不明白,為什麼滇黔之亂,持續了三四年,而明顯更加強勢難纏的乃蠻金國,竟然被董從儼一戰而定。
當然,漠北的平定,也並非東路軍一軍之力,在漢金雙方於大澤地區艱苦鏖戰之時,蕭惠已然率領漢騎,將漠北中西部一掃而空,若非天候的原因,都要挺進空虛的乃蠻老巢了。
於漢帝國而言,這場戰爭,最大的消耗,並不是漠北戰場上的損耗,而帝國動員北方卻未儘其用,從而造成的大量非戰損失以及浪費。
同時,金兵之敗,劉金之死,隻是漠北走向平定的一個開始,餘亂又持續了三年多,主要是劉金後裔以及乃蠻餘部,在漠北繼續為禍。
不過,隨著建隆十四年,蕭惠率領種世衡、狄青等將,橫掃漠西,踏平乃蠻諸部,勒石金山之後,漠北廣大地域方才再度進入一個長期的安定狀態。
當然,乃蠻人在漠北的痕跡也並未完全消除,一部分西遷,一部分被朝廷冊封的草原部長吞並,還有一部分逃到北邊,與翰難河下遊地區的蒙兀室韋逐漸融合。
乃蠻金國崩潰之後,漠北地區可謂滿目瘡痍,一派混亂,這一回,帝國沒有再繼續放任一個什麼遊牧政權了,而是建立了一個直接聽命朝廷管轄的漠北都護府,下設統軍、巡撫、稅務三司,分區分彆管理當地部族。
漠北的平定,是劉文濟統治下大漢帝國走向極盛的重要標誌之一,同時,這場幾乎波及整個帝國北方的戰爭,主要成就了兩個人,一董從儼,二蕭惠,兩人皆以殊功,進入樞密院,成為劉文濟統治中後期帝國軍壇的重要風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