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安東王劉文淵薨逝的消息傳抵洛陽之時,朝廷上下都下意識地鬆了口氣,這老家夥總算死了,這件事,對朝廷那些敵視安東的權貴來說,實在是一件喜事。
過於久遠的未來不提,也不說接下來幾十年,至少在建隆皇帝當朝,安東不可能再成為朝廷心腹之患。其餘安東王室與安東國的結合,遠不如劉文淵帶來的威脅大。
因此,朝廷如常進行藩王薨逝的喪儀表示之外,對安東王爵的傳承也沒有任何阻礙,大開綠燈。對安東王室後裔的了解,這幾年朝廷可是惡補了一番,比起如虎如狼的劉文淵,劉繼覃就是隻溫順的綿羊了,縱然其不安分,他的那些兄弟們也可以讓朝廷做許多文章......
可以說,隨著劉文淵的死,朝廷與安東宗藩之間,太宗與秦王嫡長之間,持續了幾十年的明爭暗鬥,方才真正沉寂下來,暫時告一段落。
在劉文淵薨逝的同時,大漢帝國朝堂之上也已發生巨大變化,呈現出一種全新格局。而對於帝國權力高層來說,任何變化,最終都落在人事的變化上。
顯然,帝國中樞的人事格局又發生重大變化了,人基本還是那些人,但尚書令換人了,就是最大的變故。就在建隆八年上元節後不久,“罷相詔”頒布了,雖然很突然,過程卻簡單而順利,擔任整整七年帝國“首相”的寇準,以“足疾”卸任。
當然,皇帝劉文濟給他找了個不錯的養老之所,以其遠赴東南,知湖州。在帝國對宰臣的任用中,雖不乏使職地方者,但從堂堂首相改任一小小知州,這種情況隻能說明一點,那就是此人遭遇了仕途上重大挫折,並且,餘生就此沉淪,很難再有起複。
這樣的際遇,對性情剛烈、誌趣遠大且權力欲望極強的寇準來說,並不是那麼容易接受的。尤其是,寇準年方六十四,對一個首相來說,並不算老,而寇準一向精力充沛,勤於政務,他的目標可是成就開寶首相趙普那樣的功業與名聲......
然而,這一切隨著罷免詔書的下達,都戛然而止,大漢帝國終究是一個君主專製的國家,而在位的也不是一個平庸、懦弱之主,而是一個用了十一年將自己帝位打造得固若金湯、將自己權威散布全天下的腹黑皇帝。
劉文濟固然不如世祖、太宗那般強勢,帶有絕對的主角光環,但就十年在位時間的表現來看,這絕不是一個像看起來那般好對付的皇帝。
當失去皇帝的信任之後,那寇準的相位自然也就保不住了,以劉文濟的手腕,有的是辦法將他排擠出朝廷。謫遷湖州,沒有一擼到底,抑或貶到個窮山僻壤,都算是一種挽其尊的寬容了。
提起寇準,你至少不能否認其見識與才乾,以及大事、要事上的謀斷能力。至少在尚書令的七年多時間裡,對於大漢帝國的發展,還是做出了突出貢獻的。
寇準的貢獻,主要在於三方麵,一是協助劉文濟鞏固皇權,將康宗時代籠罩在大漢皇帝身上的那麼抹晦色去除,這是根本,如果在這件事上跟不上腳步,寇準也當不了這麼多年尚書令;
二則是整頓吏治,反腐肅貪,重倡太宗遺風,狠狠地打擊了自康宗朝以來複萌的舞弊、奢靡、貪墨之風,帝國法製的權威性再次得到恢複;
第三就是從未擺在台麵上,但明裡暗裡一直在做的事情,對帝國勳貴們的打壓,不管是提拔培養庶族官僚、地主,還是削弱勳貴集團在朝廷權力中樞的存在感與影響力,這些都是在建隆時代一個很明顯的政治特征,當然由此積累的政治矛盾也同樣衝突。
因此,在尚書令的位置上,寇準並不是一個庸碌無為之人,相反,他是個有為之臣。但是,有為之餘,也往往伴隨著數不清的非議,不得不說,在“建隆改革”中所引發的種種矛盾與敵視,寇準也幫劉文濟分擔了一大半。
“倒寇派”也就是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出現了,並且,不隻是那些利益受到損失的勳貴,還包括很多本屬同階層的庶族官僚。比如寇準一直鄙視的南方官僚,以及諸多受不了寇準強勢甚至強硬到蠻不講理程度的治政作風。
鑒於此,雖以趙普為目標,但寇準永遠達不到趙普的高度。首先沒有一個世祖皇帝那樣的最高領導,就是先天劣勢,另一方麵,在為人處事方麵,寇準比之趙普也有不小的差距。
這是個聰明人,但聰明的地方,並不完全為皇帝所喜,不管是太宗還是劉文濟,都是類似的觀感。要知道,當年向德明之後,擇尚書令時,對寇準劉文濟都是有所疑慮的。
但最終選擇寇準,也是政治的選擇,至少,這個人能辦事、敢辦事,並且辦成事的能力很強。在劉文濟走向皇權巔峰的旅途中,寇準就是一個急先鋒的存在,用起來也很趁手,有這麼個精力充沛、作風果敢的大將,劉文濟在治國過程中省卻了很多精力,在處理一些棘手問題的時候也有更大的餘地。
因此,就是劉文濟也從不否認寇準的能力,隻是,時間在流逝,朝局在變動,人心也在變化。到建隆七年,在把桀驁不馴的安東王劉文淵壓製之後,劉文濟的地位從裡到外都得到了徹底的鞏固,再無人能挑戰。
在基本不用擔心帝位穩固的同時,帝國的朝局政風也得到根本性的扭轉,民生之富足更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隻是安政治民,寇準早已非不可或缺了,相比之下,由寇準引發的不良反應卻在不斷發酵。
官僚、勳貴,那些在整頓改革中被觸犯利益的舊勢力,那些在方方麵麵依舊掌握極大話語權與影響力的群體,他們的不滿也逐步累積到一個很深的程度,讓皇帝劉文濟都不免憚慮。
當然,如果僅是如此,也還不至於動搖寇準的地位,劉文濟的心誌堅定,也不會因為勳貴及官僚們的反對就輕易罷相,問題還是出在寇準自己身上。
首先是與皇帝政見上的異見,是越來越大,尤其在用人選材上,皇帝對南方士林的倚重幾乎讓寇準深惡痛絕,屢次阻止劉文濟對南方出身官吏的提拔,包括對政法大學堂也是頗多指責。
至於軍事上、財稅上、法律上,寇準也有更多自己的想法與理念,並一點一點地拿出來,如果僅是如此就罷了,但若把自己的想法當作皇帝的意誌來推動執行,那問題可就大了......
當然了,寇準倒還不至於乾出什麼明顯僭越逾製的事情來,但當他的種種言行作為帶給皇帝這樣的印象時,那他的相位就注定不長久了。
真正讓劉文濟下定決定罷相,還得是建隆六年北巡期間,劉文濟在幽州籌謀著安東之事,並且做著軍事準備的同時,寇準卻在洛陽扯後腿,他認為不可輕動刀兵,覺得與安東那邊沒到那一步,因此就行使尚書令的權威,從洛陽方麵阻止著劉文濟的軍事準備;
同時,當“六次漢伊大戰”捷報傳至洛陽後,在沒有取得劉文濟同意的情況下,又直接以政事堂的名義做出回應,遣使道賀。他還是有理由,當時朝廷的注意力都在安東內亂,顧不得安西;
在太原祭天時,劉文濟又收到了來自洛陽的一則“趣事”,說是寇準去工部視察,以司務察問一名員外郎,那名員外郎是跪著對話,並且在寇相八麵威風下,嚇得尿了褲子......
總之,關於寇相的“小故事”有很多,橫亙在他與皇帝之間的矛盾也日漸深重,寇準是不知悔改的人,其作風也很難輕易改變。
當負麵印象在皇帝心目中占了上風,當皇帝的信任度與好感度持續下降時,他的結局也就注定了。庸庸世人常以劉文濟之寬厚比之太宗皇帝,然而接觸久了才發現,劉文濟的寬厚是沒辦法,因為他“得位不正”,麵臨著來自各方麵的壓力與挑戰,很多時候,不得不采取一些妥協的態度與舉措。
同時,劉文濟的寬厚,也更多地針對那些對他有用的人,一旦畫上“無用”的標簽,那麼再深的寬容都會褪色。就如寇準,沒給他炮製點罪狀,也是政治需要,畢竟劉文濟不能自己打臉。
與當年向德明罷相時,還需觀察等待、審慎決定,甚至要向德明自己請退,對寇準,可就顯得乾脆利落了,真就是一道詔書的事情。
事實也證明,甭管寇相公過去在中樞是何等八麵威風、不可一世,在皇帝的權威麵前,也是不可一世,最終隻能淒淒惶惶地遠走東南。
甚至於,連老家都不讓回,因為皇帝想讓寇準去東南,看看那裡的山河湖泊,看看他一向瞧不上的人文薈萃......
同時,寇準大概也是第一個,罷相之後讓滿朝文武彈冠相慶的首相了,除了親信死黨,幾乎沒有表示惋惜遺憾的人。做到這樣的程度,也就寇準了。
但不管如何,帝國政事堂,屬於寇準的時代從建隆八年春開始,徹徹底底地過去了,而接替他的,乃是吏部尚書韓承均。
這又是一個帶有妥協性與安撫意味的選擇,針對勳貴集團,劉文濟也同樣不敢一味的打壓,同時,朝廷中樞也不能完全由那些庶族官僚當權決策。
至於韓承均,他的能力當然無法與其父韓徽相比,但基礎素質、履曆足夠,再加上身份與時勢,他就能做大漢首相。這個位置,可是“橐相”都沒能坐上的......
PS:建隆八年政事堂諸相:尚書令韓承均、中書令許昌王劉曜、尚書仆射張知白、吏部尚書陳堯佐、樞密使楊延朗、財政使王欽若、都察使丁謂、兵部尚書張儉、禮部尚書柴熙讓(柴宗訓與高德公主劉蒹所生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