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亞地區的風雲激蕩,要想對大漢帝國形成重大影響,還需持續性的發酵,畢竟距離太遠。短時間內,從漢帝國勢力範圍來看,深受其影響的隻有北、康二國以及高昌道,至多把河西道算上,其影響也很難再向更東邊輻射。
空間上的距離導致,在遼闊的中、東亞大陸,足夠容納2個、3個甚至更多陸上強權國度,隻不過,在漢帝國體係之下,對於中央朝廷來說,這樣的現實,從心理上一時間很難接受罷了。
漢伊六次大戰的結果,也在九月下旬,通過宗藩交流渠道,通過帝國綿延中西的驛傳係統,上達天聽。
對此,朝廷上下也是震動不已,為那異域爆發如此規模的戰爭,以及安西的強盛。從帝國文明的角度,對此該感到自豪,因為安西王朝是大漢帝國一把屎一把尿哺育出來的,但從中央朝廷的角度來考慮,卻不能不考慮其對帝國西北部安全的影響或者說威脅......
可慮的是,安西與帝國可是同宗同源,倘有不測之變,占著這份名義,比起異族外寇,可更容易被帝國內部階層接受。
不過,這一層顧慮,並沒有明顯表現出來,隻以朝廷遣使祝賀安西取得的大捷而告終。
這有三方麵的原因,一是宗藩關係的慣性依舊,遠沒到決裂以及考慮決裂之後如何處置應對的時候;
二是強盛的中央帝國,有其難以避免的自信乃至傲慢,大如山嶽的船艦,可不是安西在中亞異域掀起的區區風浪就能撼動的;
三則是,建隆六年下半年,帝國中樞在對封國關係的處置上,主要精力都放在東北的安東國身上,對安西即便有心,暫時也顧不上。
安東國出大事了!
毋庸置疑的是,如果安西、安東同時有事,朝廷必然首重安東,這是由曆史以及地緣因素決定的。
安西所處,畢竟是遙遠異域,又有大量異族勢力、異教文明的鉗製與阻遏,安東則不然,大不然!
東北雖然在諸多中州士人眼中,被視作偏僻苦寒的蠻夷之所,但不可否認,它是華夏傳統勢力範圍,雖處邊緣地帶,也是華夏曆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的重要補充。
千百年來,從那片苦寒的地域,不知崛起了多少對中原王朝有重大的影響的邦國及勢力。
即便拋開曆史,僅從帝國本身來說,經過幾十年漢化、開拓大發展的安東,也不容帝國忽視,那是一股龐大的軍政勢力。
據不完全統計,到建隆五年前後,安東轄下人口已經突破220萬人,黑水、鴨子河流域沿岸,一大批漢人城鎮拔地而起,數以百計的蠻夷部族,從白山黑水、野地老林中走出,成為歸化的安東治民。
這可是除開遼河平原與一半東北平原的東北,人口之盛,千年未有,而人口,就意味著文明的發展與生產力的進步。
當然,安東人口之快速提升,除了自秦王劉煦時期起就堅持的人口招徠政策之外,也跟糧食生產的進步有關係,這才是人口增長之基。
一直以來,安東都在著力發展基礎口糧的種植生產,但以安東那苦寒的地理氣候條件,能夠適應生長的糧食作物實在不多,想要大規模種植就更難,至於糧種技術的突破也不是容易的。
因此,在很長的時間內,安東都需要從帝國輸入糧食,以滿足基本需要,安東的糧食生意也紅火了幾十年。
情況根本性的轉變,發生在雍熙七年前後,一個名喚圖吉的康居粟特族商人,帶著自己的商隊,因緣際會,不遠萬裡來到安東國。
得知安東對耐寒糧食作物的渴求之後,主動到綏化官府進言,說他知道伽色尼國有一種耐寒耐寒符合要求的作物,表示願意替安東國找來。
負責接待的安東官員,幸運地沒有忽略這個西域商人提供的信息,將之上報,並且直通王廷。
安東王劉文淵得知這個消息後,也來了興趣,最終召圖魯進宮,聽其介紹。一番問對之後,劉文淵當場拍板,贈其百金作為經費,讓其返回康居,為安東帶來那名為“黑麥”的糧種。
真金白銀的刺激作用是強烈的,給圖魯帶來了足夠動力,也將商人的“神通廣大”逼了出來,兩年之後,圖魯的商隊再度橫涉萬裡東來,其他商品交由隨從處理,他自己則帶著寄托了他財富大夢的黑麥種子找到綏化官府。
接待圖魯的,還是兩年前那名農曹,而兩年間,其他人都幾乎忘記此事了,唯有此人心心念念著圖魯,無他,黑麥若真如圖魯所言,那麼也關乎著他本人的前途。
因此,對於圖魯歸來,農曹是大喜,在驗看過麥種與成品之後,更是難掩激動,迅速將此事上報。而這一回,處置的效率就更高了,圖魯以更高的效率得到了劉文淵的接見。
最終,劉文淵在綏化城外劃了一千畝王室土地,配上農夫,交給圖魯,讓他試種黑麥,並且允諾,隻要成功,不吝千金與爵祿之賜。
而圖魯此行,不隻帶來了大量黑麥種子,還有一批有種植經驗的農夫,對安東王劉文淵的命令,欣然應諾,由此也掀開了黑麥在東鬆嫩平原上大規模種植的序幕。
二十年後,黑麥已然成為安東百姓的主要口糧,此物雖然口感粗糙、味道苦澀,但畢竟能夠填飽肚子,而在氣候特殊的東北地區能夠找到一種可以長期種植、大量收獲的糧食作物,本身就是一件難得的事情。
在多次白災、凍害、水災之中,難吃的黑麥,就是救命的口糧,將無數安東子民從饑寒生死線上拉回人間。再配上安東傳統的畜牧、大豆、漁業,到建隆時代,從糧食安全的角度來看,安東已經擺脫了對外部糧食的依賴。
當然,從安東內部來說,統治階級對下層百姓的剝削與壓榨也是日趨嚴重的,這種趨勢,甚至比帝國內部還要明顯。畢竟從安東王劉文淵開始,就在為國家的強大從各階級抽血,而這份壓力層層下沉,最終還是會落在普通百姓身上。
若不是黑麥的引進與成功鋪開,以劉文淵軍國化的統治,安東早就出問題了。但即便如此,安東內部的階級矛盾,比之三十年前秦王劉煦統治時,也要尖銳得多,在內政治理、陰陽調和的能力上,劉文淵比其父差的不是一星半點。
但就是這樣,安東國這兩百多萬人口,其凝聚力也不是安西能夠比的。其中有一個最為關鍵因素,安東有半數以上的人口,都是漢族,其他蠻夷部族,也有長久的馴化,宗教信仰上也沒有那種非我即敵的矛盾。
當然,在劉文淵時代,安東國對關內百姓的吸引力是大大下滑了的,因此,保持著一個超過人口自然增長的速率,就得采取一些“特殊”手段。
世上總有一些低成本或者“零”成本的生意,隻不過大多需要踐踏道德底線與法律準繩。而在南洋航線上不絕如縷的那樁黑色買賣,安東國怎麼可能置身事外呢?
並且,由於距離較近,風險更低,很多從事“移民”生意的商人,最終目的地就是安東國,而安東官府,在這方麵也並不吝嗇。此番,安東事發,也正因這項產業。
而通往安東的路線,也有許多,海運、河運、陸運,可謂渠道眾多,條條直通。不過,曾會這個安東國的“掃把星”,從率賓府開始,就著力打擊此事,等他掌握遼東道,對邊境地帶進行一係列嚴厲整頓與打擊後,通往安東的黑色產業方才消沉下來。即便宗藩大會後,從朝廷上層放寬了移民限製,但遼東道這邊,始終執行著曾會的高壓政策。
這也導致安東國這些年在移民人口的增長上,幾乎陷入停滯,因此,過去的這些年,對曾會深惡痛絕的除了安東國那邊之外,就是遊弋在安東、遼東邊界那些從事黑灰產業的商人了。
很多人都恨不能食其肉、寢其皮,對堂堂封疆的刺殺行動都搞過,但實在拿他沒辦法,因此,在建隆六年,曾會以近古稀之高齡在遼東履任八年了,很多人對曾會致仕是望眼欲穿,甚至盼著他高升到京城去當宰相......
不過,安東“移民生意”事發,卻不在遼東,而在燕山南道。夏五月的時候,新上任的燕山南道按察使夏竦一道奏章,將事情捅了出來,直達天聽。
首先,夏竦在津海關逮捕了十幾名大大小從事“勞力輸出”的商人,經過拷問,一條打著“移民”旗號,而實際進行人口買賣的生意,就此扯掉神秘的麵紗,將其黑惡的真相暴露出來。
夏竦除了將案件偵辦經過,詳詳細細地稟報之外,還給皇帝劉文濟上了一道情緒激切、措辭嚴厲的諫章,儘陳人口買賣於國於民之大弊,請求朝廷嚴加整飭,天地一片澄清,還黎民一個公道。
夏竦乃是宰相王欽若向皇帝推薦的人才,曾知郢州,在前幾年湖北持續的水災中,因賑救得力受到提拔,累進燕山南道按察使,一上任就搞出了個大事情。
關於“移民生意”的問題,不管從道德上還是法律上,都是該嚴厲譴責與打壓的。而哪怕從統治利益的角度來看,對朝廷中樞來說,也是值得慎重思量的。
帝國人口的膨脹與爆發,的確在“活人”上帶來了巨大的壓力,也帶來了諸多的社會矛盾與階級矛盾。一直以來,土地都是國人眼中最重要的財產財富,畢竟是指著活命的根本的東西。
但再肥沃的土地,也需要勞力的經營與耕耘,方能產生財富。而這一切,最終還得落在人口上,尤其是青壯年上。雖然帝國在稅製的改革上,基本實現了以土地作為納稅依據,並且在三十多年後已經深入人心,但事實上自朝廷以下,在很多稅務的收取上,仍舊免不了“以人為本”,尤其在徭役的征發上。
而從統治階級的角度來看,他們對人口的重要性,也是不可能忽視,朝廷需要的產出、稅收與徭役,都需要黎民的雙手來創造。
哪怕是那些權貴與官僚,在“珍惜”民力上同樣是有覺悟的,民力即財力,哪怕為了他們擁有的千頃良田、萬畝沃土,哪怕為了當人上人,為了足夠的下民給他們剝削,都不可能對帝國人口的流失熟視無睹。嚴格地講,這涉及到階級利益,這也是帝國權貴、地主階級與海外封國統治階級的矛盾衝突之一。
一直以來,帝國在人口輸出上,之所以能夠堅持下來,也有兩方麵的原因。其一自是從世祖皇帝起就定下的國策,彆的不提,大漢帝室在這方麵為海陸封國頂住了巨大壓力,絕不虧欠他們;
二則是,在世祖的推動之下,有那麼一批在帝國內部掌握巨大影響力的權貴一起“下海”了,他們在海內外都擁有著特殊的地位與權力,他們在其中也起到了推動與促進作用。
相比於這二者,圍繞著人口生意而誕生的那些黑色利益既得者,根本微不足道,他們也很難通過從中獲取的暴利來影響到帝國在相關政策上的決議,頂多將一些官僚拉下水,乾一些權錢交易的事。
不過,日積月累下,人口流失問題,已經逐漸發展成帝國之弊,尤其是從事“勞務輸出”貿易的黑色產業,這已經成為寄生在帝國龐大軀體上的一顆毒瘤。
宗藩大會後這兩三年間,有朝廷新約與國策作為指導,乾這個行當的商人,就更加肆無忌憚了,被拉攏腐蝕的權貴也更多了。朝中有識之士,對此深為憂慮,一些地方官府,則已經行動起來,但沒有強權推動的情況下,效果並不顯著。
而對於這些問題,自皇帝劉文濟以下,廟堂之上的袞袞諸公,也未必沒有察覺,未必沒有政治的心思,但就是有著多重的顧慮。
夏竦做的,就是將此事徹底捅了出來,讓其再無遮掩,讓朝廷彆無選擇。當然,比起此事本身的惡劣性質與結果,夏竦還將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擺到了朝廷的台麵上。
根據那些商人的供述,他們是專跑安東路線的,同時,據他們所說,二十年間,從大漢各地往安東國輸送的人口絕對不下二十萬,他們在其中,隻占部分。
同時,安東國那邊的交易對象,也一一浮出水麵,不乏安東高層的權貴家族。更令人驚駭的,是安東官府那邊,“竟然”有官員專門負責此事,同樣也拉出了一串的安東官僚,這還隻是浮出水麵的冰山一角。
安東國啊,吃相太難看了!安東王啊的,也太不安分了......
而對於安東,朝廷高層有一大批人,態度是一以貫之的,充滿了忌憚與防備。這其中,除了基於帝國安全與穩定利益上的考量之外,也與延續了幾十年的“嫡長之爭”有關。
太宗劉暘與秦王劉煦這兩脈之間,雖然從未爆發過正式的關於帝位的鬥爭,但在暗處,這種角力不知發生了多少次,這是持續了幾十年的事情。
到了劉文濟、劉文淵他們這一代,顯然也延續了下來,並且安東王劉文淵三十年來在這方麵有很多動作都是不加掩飾的。
而朝廷對安東,又何嘗沒有防備與製約,從太宗時起,其餘封國在帝國仍保留世祖封爵,唯獨劉煦的秦王爵位已經旁落幾十年了。
至於劉文濟對曾會的大力提拔與任用,更是一種再明顯不過的政治信號了,雙方之間,是有根本性矛盾的,並且,隨著安東國的羽翼豐滿,而愈顯尖銳。
當夏竦借“移民案”把安東國扯出來,樹為靶子的時候,朝廷內部那些早就看安東不順眼的“太宗派”忠臣孝子們,又怎能不瞄準放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