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五年初夏,繼王旦、馬懷遇、郭儀一乾老臣、柱石之後,大漢帝國再失一柱國功勳,開國元勳、五朝元老楊業於公府中溘然長逝,無疾而終,享年九十二。
楊業之死,顯然是一件震動朝野的事,不隻是因為他本人崇高的威望,也因為楊氏家族在帝國軍政間強大的影響力。而隨著楊業去世,也意味著世祖皇帝殘留於世間的最後一點溫熱的印跡消散了,楊業就是大漢最後一個與世祖同輩的功臣元老。
於皇帝劉文濟而言,楊業之逝自讓他倍感惋惜,這畢竟是當年助他登基的擎天保駕之臣,他的離去多少讓劉文濟的帝位正統失去了一抹光彩。
平心而論,當年一錘定音,扶劉文濟繼位的二老之中,楊業才是讓他全無保留的感激與信任,相比之下,對趙王劉昉,劉文濟心中難免存有一絲忌憚。
多少次午夜夢回,劉文濟也曾驚懼趙王叔登高一呼、廢立新君的情況,即便那種可能微乎其微,但也不妨礙皇帝的猜疑與忌憚......
對楊業,就完全不需有這方麵的顧慮,而哪怕衝著當年的鼎立之恩,劉文濟也不得不表以特殊的關懷。於是,楊業生則位極人臣,死則儘享哀榮,堪稱建國以來政治上最嚴肅、規模上最隆重、反響最強烈的功臣喪葬儀禮,主角也是楊業。
出殯當日,場麵之盛,令許多人感慨,當今朝廷,顯赫榮寵無過於楊氏。大漢帝國的功臣柱國不少,但如此尊榮、引發如此感慨的,上一個還是乾佑時期臨清王高行周薨逝之後。
而在過去的幾年裡,尤其是楊延昭還在世的那段時間,楊氏就帝國勳貴第一家。楊延昭病逝於建隆三年冬,而隨著兵部尚書郭儀於建隆四年春薨於府邸,曾經由世祖皇帝欽點的帝國軍隊三大柱石,也隻停留於人們的記憶之中,帝國的曆史正在快速翻篇。
於楊氏而言,當老太爺楊業也辭世之後,其盛也難免下滑,然而,誰又敢以此就鄙視楊家呢?且不提繼馬懷遇任樞密使的楊延朗,就皇帝對楊氏恩寵的態度,也足以讓人羨慕。
楊業死後,被追封為忻國公,同時劉文濟對楊氏的爵位進行了一番改封,以楊延昭嫡子楊傳貞襲爵,改封雁門公,又將楊延昭生前的崞侯爵賜予楊延朗。
楊氏一門兩公侯的格局,也徹底定下,由楊延昭、楊延朗這兩脈分彆傳承。在七十餘年的帝國時代中,曾經湧現了了不隻一家的功臣顯貴,而在很長時間裡,楊氏隻是“普通”的一家,而出乎絕大多數人意料的,是在七十多年後,楊氏竟然能成為帝國第一顯貴,即便這個“第一”未必能保持多久。
當然,這也與其他家族逐漸泯然於眾有關。楊家的恩遇,綜朝廷上下,與之相類的,還有榮國公、廣陽侯那趙氏二府了。而如今的趙氏,早已是大不如前,保住此前的顯赫地位都有些困難,就更被提與楊氏並論了。
榮國公趙匡胤一脈,隨著趙德昭的辭世,滑墜速度明顯,更為關鍵的是,麵臨著嚴重的血脈稀薄問題,趙匡胤的子子孫孫,在建隆五年,在世者竟然不足十指之數......
至於其他人,要麼老死、病死,或者是意外死亡,還有在安南國被攝政太後劉娥炮製死的。即便是第三代榮國公趙惟正,也是個平庸的貨色,趙德昭諸子,就他這個長兄活著,年近花甲,膝下無子,已經向朝廷請奏,從諸侄中過繼一人了。
相比於榮國公那一脈的苦兮兮,趙匡義的廣陽侯一脈日子要好一些,但也不多。至少趙德崇這個趙匡義寄予厚望的繼承者,依舊支撐著整個家族,並且,人丁要充盈得多,在政壇、士林群體中還保持著不俗的影響。
但是,出挑的人才,實在不多。趙匡義次子趙德明倒是表現出了一定資質,在官場上也有些作為,一度官至荊湖南道布政副使,然後在連續幾年的江湖大水中,蒙了塵,以貪汙、瀆職被解職法辦,廢為庶民。
三子趙德昌當年隨劉文渙到安南去了,劉文渙死後,作為輔政重臣,也是趙氏對抗攝政王太後劉娥的核心骨乾。然而,這個人性子實在太軟弱,政治手段比之劉娥更不知差了幾條街,在擁有巨大政治資源與聲望的情況下,竟被劉娥一步步地逼退,退位讓權,最後在交趾鬱鬱而終......
多提一嘴,如今的安南國,至少交趾朝廷,其局麵已經徹底掌控在王太後劉娥為首的一乾政治集團手中,伴隨著的,是趙太妃的病逝以及趙氏家族的被打壓。
這個過程中發生諸多宮廷爭鬥、政治角力,就和所有載於史冊上的權力之爭一般,精彩、激烈並且冷酷,畢竟,作為安南國第一外戚的趙氏,可是被殺了好幾人。
與一般爭權不同的是,王太後劉娥的權威得到樹立,且不斷加強,始終保持著朝廷在行政統籌上的穩定。同時,政治上高壓,但在經濟、民生上卻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紅河三角洲平原上越發豐盈的產出,也源源不斷地為安南朝廷的鞏固添磚加瓦,另一方麵,則是商業、手工業、外貿業的不斷興起,則加速了安南國的崛起與繁榮。
而從核心統治人口的增長來看,南北劉姓封國,安南實則是一枝獨秀,就得益於他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與漢化基礎。
通過前前後後近七年的努力,安南太後劉娥逐步剪除了以趙氏為核心的“中央”反對派勢力,基本取得對交趾朝廷的絕對控製後,她的下一步目標,則對準了文、萬二州的兩個封侯。
在交趾朝廷激烈鬥爭的幾年中,劉繼元、劉繼初二兄弟,在各自封地可是大力發展,積蓄了不小的實力,幾乎涵蓋西南四州,對交趾朝廷的不滿與威脅也越來越重。
當然了,比起朝廷內部的敵人,那倆血脈存疑的兄弟,其威脅並不是特彆讓劉娥所忌憚,比較麻煩的是,僅憑政治手段,怕是很難解決“二侯問題”,同時,還得考慮帝國中央的態度,畢竟,劉繼元、劉繼初兩兄弟還是在帝國宗室族譜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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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建隆五年的大漢帝國,從各方麵進行著更新換代,人事變革是最顯著的特征,經過了平康—端拱時代的“貴族政治”之後,到建隆五年,以寇準、張知白、王欽若、丁謂、陳堯佐為代表的庶族官僚,再度掌握朝廷大權。
這是一個此消彼長的過程,也與一大批強悍老貴退出曆史舞台有關,事實上,勳貴集團與帝國體製的結合是根深蒂固的,對帝國軍政的影響也是全方位的,在全國範圍內,依舊有一大批的要害職位由功臣勳貴後裔占據,以及更多的官僚以勳貴“門徒”的身份充任要職。
隻不過,在帝國中樞層麵,貴退庶進,是一種趨勢,至少僅靠楊延朗、韓承均、曹瑋三人代言發聲的情況,半個多世紀以來還是頭次。因此,在又一批俊才崛起並掌權之前,有些蟄伏也是很正常的。
而在這段時期,皇帝有一項舉措,就引起了廣大勳貴群體的不滿。表麵上看來,隻是一項任命,關於郭儀之後兵部尚書的任命,在這個人選上,劉文濟沒有按照一直以來的習慣,從勳貴大臣中選擇,而是提拔了另外一名庶族官僚,山陽布政使張儉。
張儉,字仲寶,幽州宛平人,雍熙四年狀元,曆任侍禦史、永昌令、青州知府、洛陽府判官、河北轉運使等職,在雍熙諸多名臣中都是頂尖人物。
履曆豐富,才識超群,根本無需擔心張儉的才乾是否足以擔當兵部尚書之任,他可不是完全不通兵事的文臣,還曾擔任過西北巡檢使,主持過對青海地區賊亂的平定。
然而,兵部尚書之任,並不隻是軍政才乾的問題,自世祖時期起形成的規矩,必須得考慮其身份,具體地講必須是行伍出身,後麵又發展成必須是軍功貴族出身。
雖然隻是長期以來朝廷上層權貴中之間形成的一種潛規則,並未清晰地總結成條例寫在《漢製》、《會典》中,但這種由上下達成共識的東西,很多時候反而比那些寫成條文的製度更具約束性。
而一直以來,不管朝廷上層政治鬥爭如何激烈,範圍如何廣泛,但樞密使與兵部尚書二職,始終都由軍旅以及勳貴出身的大臣擔任,半個多世紀以來,從未改變過。
可以說,樞密院與兵部尚書就是大漢帝國軍功貴族階層的自留地,是他們在朝中話語權的保障,他們內部或許會發生你死我活的鬥爭,但整體的利益也絕不容許被侵犯。並且,這樣的模式,也在特殊時期對帝國的穩定治安起到重要作用。
而劉文濟啟用張儉的行為,顯然是一種破壞潛規則的行為,必然會得罪勳貴階層,尤其引發那些仍舊在帝國軍隊中掌握著話語權的軍功貴族的不滿,也必將引起反彈。
劉文濟這個人,行事素來謹慎,也一向謀定而後動,他當然清楚所謂的潛規則,也明白任命張儉會引起的反響乃至反抗,但他依舊做了,做得異常堅決。
原因自然也是多方麵了,加強自己對軍隊的控製權與影響力是一方麵,主管全國軍隊後勤調度事宜的兵部,就是這樣一個在作用上不那麼顯著,但極其要害的位置,對劉文濟來說也是一個不錯切入點。
當然,如果僅僅因為要掌握軍權,加強對軍隊的控製,劉文濟也實無必要把張儉抬出來。畢竟,通過對一些勳貴子弟的任用,以及他一直在默默有序提拔的庶族將領,同樣能做到。
根本原因在於,劉文濟對自世祖時代奠定的“文武相製”的格局,不滿意了。打破潛規則,對破壞者來說,舊有的規則有其不足之處、有其必破之處。
所謂文武相製,要的是一個平衡,文與武、貴族與庶族之間的平衡,然而實事求是地講,這個所謂的平衡,早就已經失衡了。
權與貴之間,從來沒有標準明確的界線,即便是世祖皇帝,一邊打造培養帝國柱石的軍功勳貴集團,另一方麵又大力提拔庶族官僚以作製衡,然而,最終實現的平衡,還是靠著皇帝本身的權威與手段。
另一方麵,帝國勳貴,在常年保持著對軍隊強大影響力的同時,其觸角早已觸及到帝國事務的方方麵麵,這種情況,世祖、太宗能夠壓製住,康宗是不在意,等到劉文濟,在帝位日益鞏固,羽翼已然豐滿的情況下,他決定動手做些改變。
張儉這個文人夏官的任命,就可以看作一種試探,而這份試探,在任命前後,都引起了堪稱激烈的反彈。劉文濟對楊氏的格外恩寵,也未嘗不是這種反彈帶來的壓力,他也需要籠絡一部分軍事權貴家族,以安撫勳貴內部的不滿情緒......
如果說太宗皇帝在治政改革過程中的顧慮,多來自於他的謹慎與包容,那麼劉文濟的諸多顧慮與忌憚,那就是他實在沒辦法,現實條件就是如此。
就在建隆五年秋,劉文濟下詔,立樞密使楊延朗孫女楊偲為皇後(劉文濟的原配李皇後於建隆四年冬病逝),於是,楊家出了兩個皇後(康宗的皇後乃楊延昭之女),楊氏家族之顯赫,當世無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