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五年初夏，繼王旦、馬懷遇、郭儀一乾老臣、柱石之後，大漢帝國再失一柱國功勳，開國元勳、五朝元老楊業於公府中溘然長逝，無疾而終，享年九十二。
楊業之死，顯然是一件震動朝野的事，不隻是因為他本人崇高的威望，也因為楊氏家族在帝國軍政間強大的影響力。而隨著楊業去世，也意味著世祖皇帝殘留於世間的最後一點溫熱的印跡消散了，楊業就是大漢最後一個與世祖同輩的功臣元老。
於皇帝劉文濟而言，楊業之逝自讓他倍感惋惜，這畢竟是當年助他登基的擎天保駕之臣，他的離去多少讓劉文濟的帝位正統失去了一抹光彩。
平心而論，當年一錘定音，扶劉文濟繼位的二老之中，楊業才是讓他全無保留的感激與信任，相比之下，對趙王劉昉，劉文濟心中難免存有一絲忌憚。
多少次午夜夢回，劉文濟也曾驚懼趙王叔登高一呼、廢立新君的情況，即便那種可能微乎其微，但也不妨礙皇帝的猜疑與忌憚......
對楊業，就完全不需有這方麵的顧慮，而哪怕衝著當年的鼎立之恩，劉文濟也不得不表以特殊的關懷。於是，楊業生則位極人臣，死則儘享哀榮，堪稱建國以來政治上最嚴肅、規模上最隆重、反響最強烈的功臣喪葬儀禮，主角也是楊業。
出殯當日，場麵之盛，令許多人感慨，當今朝廷，顯赫榮寵無過於楊氏。大漢帝國的功臣柱國不少，但如此尊榮、引發如此感慨的，上一個還是乾佑時期臨清王高行周薨逝之後。
而在過去的幾年裡，尤其是楊延昭還在世的那段時間，楊氏就帝國勳貴第一家。楊延昭病逝於建隆三年冬，而隨著兵部尚書郭儀於建隆四年春薨於府邸，曾經由世祖皇帝欽點的帝國軍隊三大柱石，也隻停留於人們的記憶之中，帝國的曆史正在快速翻篇。
於楊氏而言，當老太爺楊業也辭世之後，其盛也難免下滑，然而，誰又敢以此就鄙視楊家呢？且不提繼馬懷遇任樞密使的楊延朗，就皇帝對楊氏恩寵的態度，也足以讓人羨慕。
楊業死後，被追封為忻國公，同時劉文濟對楊氏的爵位進行了一番改封，以楊延昭嫡子楊傳貞襲爵，改封雁門公，又將楊延昭生前的崞侯爵賜予楊延朗。
楊氏一門兩公侯的格局，也徹底定下，由楊延昭、楊延朗這兩脈分彆傳承。在七十餘年的帝國時代中，曾經湧現了了不隻一家的功臣顯貴，而在很長時間裡，楊氏隻是“普通”的一家，而出乎絕大多數人意料的，是在七十多年後，楊氏竟然能成為帝國第一顯貴，即便這個“第一”未必能保持多久。
當然，這也與其他家族逐漸泯然於眾有關。楊家的恩遇，綜朝廷上下，與之相類的，還有榮國公、廣陽侯那趙氏二府了。而如今的趙氏，早已是大不如前，保住此前的顯赫地位都有些困難，就更被提與楊氏並論了。
榮國公趙匡胤一脈，隨著趙德昭的辭世，滑墜速度明顯，更為關鍵的是，麵臨著嚴重的血脈稀薄問題，趙匡胤的子子孫孫，在建隆五年，在世者竟然不足十指之數......
至於其他人，要麼老死、病死，或者是意外死亡，還有在安南國被攝政太後劉娥炮製死的。即便是第三代榮國公趙惟正，也是個平庸的貨色，趙德昭諸子，就他這個長兄活著，年近花甲，膝下無子，已經向朝廷請奏，從諸侄中過繼一人了。
相比於榮國公那一脈的苦兮兮，趙匡義的廣陽侯一脈日子要好一些，但也不多。至少趙德崇這個趙匡義寄予厚望的繼承者，依舊支撐著整個家族，並且，人丁要充盈得多，在政壇、士林群體中還保持著不俗的影響。
但是，出挑的人才，實在不多。趙匡義次子趙德明倒是表現出了一定資質，在官場上也有些作為，一度官至荊湖南道布政副使，然後在連續幾年的江湖大水中，蒙了塵，以貪汙、瀆職被解職法辦，廢為庶民。
三子趙德昌當年隨劉文渙到安南去了，劉文渙死後，作為輔政重臣，也是趙氏對抗攝政王太後劉娥的核心骨乾。然而，這個人性子實在太軟弱，政治手段比之劉娥更不知差了幾條街，在擁有巨大政治資源與聲望的情況下，竟被劉娥一步步地逼退，退位讓權，最後在交趾鬱鬱而終......
多提一嘴，如今的安南國，至少交趾朝廷，其局麵已經徹底掌控在王太後劉娥為首的一乾政治集團手中，伴隨著的，是趙太妃的病逝以及趙氏家族的被打壓。
這個過程中發生諸多宮廷爭鬥、政治角力，就和所有載於史冊上的權力之爭一般，精彩、激烈並且冷酷，畢竟，作為安南國第一外戚的趙氏，可是被殺了好幾人。
與一般爭權不同的是，王太後劉娥的權威得到樹立，且不斷加強，始終保持著朝廷在行政統籌上的穩定。同時，政治上高壓，但在經濟、民生上卻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紅河三角洲平原上越發豐盈的產出，也源源不斷地為安南朝廷的鞏固添磚加瓦，另一方麵，則是商業、手工業、外貿業的不斷興起，則加速了安南國的崛起與繁榮。
而從核心統治人口的增長來看，南北劉姓封國，安南實則是一枝獨秀，就得益於他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與漢化基礎。
通過前前後後近七年的努力，安南太後劉娥逐步剪除了以趙氏為核心的“中央”反對派勢力，基本取得對交趾朝廷的絕對控製後，她的下一步目標，則對準了文、萬二州的兩個封侯。
在交趾朝廷激烈鬥爭的幾年中，劉繼元、劉繼初二兄弟，在各自封地可是大力發展，積蓄了不小的實力，幾乎涵蓋西南四州，對交趾朝廷的不滿與威脅也越來越重。
當然了，比起朝廷內部的敵人，那倆血脈存疑的兄弟，其威脅並不是特彆讓劉娥所忌憚，比較麻煩的是，僅憑政治手段，怕是很難解決“二侯問題”，同時，還得考慮帝國中央的態度，畢竟，劉繼元、劉繼初兩兄弟還是在帝國宗室族譜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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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建隆五年的大漢帝國，從各方麵進行著更新換代，人事變革是最顯著的特征，經過了平康—端拱時代的“貴族政治”之後，到建隆五年，以寇準、張知白、王欽若、丁謂、陳堯佐為代表的庶族官僚，再度掌握朝廷大權。
這是一個此消彼長的過程，也與一大批強悍老貴退出曆史舞台有關，事實上，勳貴集團與帝國體製的結合是根深蒂固的，對帝國軍政的影響也是全方位的，在全國範圍內，依舊有一大批的要害職位由功臣勳貴後裔占據，以及更多的官僚以勳貴“門徒”的身份充任要職。
隻不過，在帝國中樞層麵，貴退庶進，是一種趨勢，至少僅靠楊延朗、韓承均、曹瑋三人代言發聲的情況，半個多世紀以來還是頭次。因此，在又一批俊才崛起並掌權之前，有些蟄伏也是很正常的。
而在這段時期，皇帝有一項舉措，就引起了廣大勳貴群體的不滿。表麵上看來，隻是一項任命，關於郭儀之後兵部尚書的任命，在這個人選上，劉文濟沒有按照一直以來的習慣，從勳貴大臣中選擇，而是提拔了另外一名庶族官僚，山陽布政使張儉。
張儉，字仲寶，幽州宛平人，雍熙四年狀元，曆任侍禦史、永昌令、青州知府、洛陽府判官、河北轉運使等職，在雍熙諸多名臣中都是頂尖人物。
履曆豐富，才識超群，根本無需擔心張儉的才乾是否足以擔當兵部尚書之任，他可不是完全不通兵事的文臣，還曾擔任過西北巡檢使，主持過對青海地區賊亂的平定。
然而，兵部尚書之任，並不隻是軍政才乾的問題，自世祖時期起形成的規矩，必須得考慮其身份，具體地講必須是行伍出身，後麵又發展成必須是軍功貴族出身。
雖然隻是長期以來朝廷上層權貴中之間形成的一種潛規則，並未清晰地總結成條例寫在《漢製》、《會典》中，但這種由上下達成共識的東西，很多時候反而比那些寫成條文的製度更具約束性。
而一直以來，不管朝廷上層政治鬥爭如何激烈，範圍如何廣泛，但樞密使與兵部尚書二職，始終都由軍旅以及勳貴出身的大臣擔任，半個多世紀以來，從未改變過。
可以說，樞密院與兵部尚書就是大漢帝國軍功貴族階層的自留地，是他們在朝中話語權的保障，他們內部或許會發生你死我活的鬥爭，但整體的利益也絕不容許被侵犯。並且，這樣的模式，也在特殊時期對帝國的穩定治安起到重要作用。
而劉文濟啟用張儉的行為，顯然是一種破壞潛規則的行為，必然會得罪勳貴階層，尤其引發那些仍舊在帝國軍隊中掌握著話語權的軍功貴族的不滿，也必將引起反彈。
劉文濟這個人，行事素來謹慎，也一向謀定而後動，他當然清楚所謂的潛規則，也明白任命張儉會引起的反響乃至反抗，但他依舊做了，做得異常堅決。
原因自然也是多方麵了，加強自己對軍隊的控製權與影響力是一方麵，主管全國軍隊後勤調度事宜的兵部，就是這樣一個在作用上不那麼顯著，但極其要害的位置，對劉文濟來說也是一個不錯切入點。
當然，如果僅僅因為要掌握軍權，加強對軍隊的控製，劉文濟也實無必要把張儉抬出來。畢竟，通過對一些勳貴子弟的任用，以及他一直在默默有序提拔的庶族將領，同樣能做到。
根本原因在於，劉文濟對自世祖時代奠定的“文武相製”的格局，不滿意了。打破潛規則，對破壞者來說，舊有的規則有其不足之處、有其必破之處。
所謂文武相製，要的是一個平衡，文與武、貴族與庶族之間的平衡，然而實事求是地講，這個所謂的平衡，早就已經失衡了。
權與貴之間，從來沒有標準明確的界線，即便是世祖皇帝，一邊打造培養帝國柱石的軍功勳貴集團，另一方麵又大力提拔庶族官僚以作製衡，然而，最終實現的平衡，還是靠著皇帝本身的權威與手段。
另一方麵，帝國勳貴，在常年保持著對軍隊強大影響力的同時，其觸角早已觸及到帝國事務的方方麵麵，這種情況，世祖、太宗能夠壓製住，康宗是不在意，等到劉文濟，在帝位日益鞏固，羽翼已然豐滿的情況下，他決定動手做些改變。
張儉這個文人夏官的任命，就可以看作一種試探，而這份試探，在任命前後，都引起了堪稱激烈的反彈。劉文濟對楊氏的格外恩寵，也未嘗不是這種反彈帶來的壓力，他也需要籠絡一部分軍事權貴家族，以安撫勳貴內部的不滿情緒......
如果說太宗皇帝在治政改革過程中的顧慮，多來自於他的謹慎與包容，那麼劉文濟的諸多顧慮與忌憚，那就是他實在沒辦法，現實條件就是如此。
就在建隆五年秋，劉文濟下詔，立樞密使楊延朗孫女楊偲為皇後（劉文濟的原配李皇後於建隆四年冬病逝），於是，楊家出了兩個皇後（康宗的皇後乃楊延昭之女），楊氏家族之顯赫，當世無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