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皇登基開始,大漢帝國屬於康宗劉文澎的時代,也就徹底過去了。包括劉文濟在內的曆屆大漢皇帝,論繼位之平順,國勢之穩定,處境之優越,沒有誰比得上劉文澎。
然而,八年的時間下來,今時之帝國比之平康初年,也發生了大變樣,狀況不是那般良好。
皇權勢弱,朝政不穩,政治也難談清明,權貴之間矛盾重重,吏治又如脫韁野馬般失去約束,冗官冗員,奢靡、攀比之風再起,太宗時代的種種規矩與優良作風被打破......
唯一值得稱道的,或許在於民間經濟依舊極富活力,取得了更進一步發展,但貧富差距的拉大緊隨其後,地方宗族豪強、鄉紳地主猖獗之勢複萌。
而從雍熙盛世,發展到平康“小康”,康宗劉文澎顯然身負不可推卸之責任,畢竟,他不是真正的小皇帝,具備足夠的自理能力。
然在康宗的立場去自省,似乎又有幾分值得“理解”的地方。平心而論,康宗或許不英明,但足夠聰明;他荒唐任性,但並不殘暴;他好樂怠政,自尊自得,處事唯心,化國器為私用,視天下為私產,但對國家之傷害,或許還比不上史冊上諸多“有為”之明君的功業之心帶來的負麵效果。
終康宗時代,雖然排擠了不少功勳老臣,貶逐了不少忠正之士,但從未擅殺大臣。或許並不能公平、公正地對待那些功臣耆老,但對於大部分人,還是給了一份基本的體麵。
說到底,拋開皇帝的身份不談,康宗也隻是一個普通人,處在了一個不那麼適合他的位置上。傲慢、虛榮,沒有進取心,祖宗傳給他一份堪稱曆史之最的龐大資產,天下財貨、億兆子民,任他予取予求,在世界祥和、大誌不足的情況下,不享受,不揮霍,不浪費,又讓他做什麼?
以世祖、太宗的標準去要求康宗,簡直是對他的苛求,他是個凡人,有凡人的貪惡私欲,他的所作所為,也完全符合大部分封建專製君主的作風與標準。
事實上,一直到死,康宗都還得感謝世祖、太宗二帝,尤其是太宗皇帝。若不是他們留下的帝國底子夠厚,經得起他造,或許“康”這個廟號都輪不到他。
若是換一個曆史時期,相同的作為,或許“僖”、“熹”、“閔”、“質”之類的廟號就給他安排上了。
關於康宗廟諡,朝廷內部也經過一番討論,著實費了一些腦筋。惡諡是不可能的,否則平康時代的公卿大臣們何以自處,又將何以謝天下?溢美之諡又不能唯心地給,最終給了“康”這樣一個非傳統的上號,諡號也要“短”很多,曰睿明武閔孝皇帝,實在是沒法再往他臉上貼金了......
當然,站在新君劉文濟的立場上,或許更傾向於康宗一個下諡,不過,最終他還是認可了群臣的建議。從年號,到先帝諡號,劉文濟都是一貫的從諫如流,這也是端拱時代劉文濟治政的基調。
康宗畢竟是走了,給初登大寶的劉文濟留下的,則是一個極其複雜且麻煩的局麵,大漢帝國顯然又染病了,這一回,則需要劉文濟這個“醫者”來診斷、治療。
而在此之前,他真正要做的,還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皇位,這是一切作為的基礎。對此,即便沒有蕭太妃的提醒,他也有充分的思考與認識。
問題是嚴重的,挑戰是艱巨的,然而,對劉文濟來說,再難也難不過十數年失望乃至絕望的堅持與煎熬,難不過地數年如一日的抱病在床、蟄伏觀望。
當劉文濟登上禦座,安居龍床,安然地接受公卿百官、諸國使節朝拜時,他便知道,最艱難的時刻已然過去,“皇帝至尊”就是他最大的底氣與自信來源。
劉文濟可不是稚嫩的劉文澎,從小飽受世祖、太宗熏陶,又在帝國體製內摸爬滾打二十餘年,經受過的磨難與曆練,讓他從思想到眼光上都充滿了睿智,對帝國的人、事、製度,他看得可遠比劉文澎要清晰、深刻,當他坐到皇帝這個位置上時,也更懂得怎麼發揮其功能。
繼位之初,重重壓力,種種麻煩,就不斷向劉文濟襲來,即便他已經表現得足夠隨和、無害,但仍舊有人不斷地來試探他。
但麻煩再多,說到底也是人的問題,把握好朝廷的人情變化,處理好與權貴們的人際關係,即便暫時事無所成,劉文濟至少能做到穩如泰山。
在新朝的人事問題上,劉文濟乾預的並不多,尤其在代表著帝國權力中心的廣政殿政事堂內,基本維持著康宗後期的配置。
而這樣的結構,固然使得貴族勢大,但於還沒站穩腳跟的劉文濟來說,卻有其一利,至少他先天地就獲得來自寇準、徐士廉、向敏中、王欽若的支持,而這四人,已經帝國廣大庶族官僚群體在中樞的代言人了,遠不比當初。
要知道,當初庶族官僚其勢最盛時,至少在中樞層麵,是要蓋過勳貴官僚的。當然,這也需辨證地排除皇帝影響之後再去看待,而整個康宗時代的發展,似乎也說明了一件事,在當下的大漢帝國,最終還是由功勳貴族們說了算......
至於尚書令王旦,他的倒台是必然的,鎮不住場子是一方麵,劉文濟繼位過程中的波折也需要有人買單。作為“首相”,從他站在慕容太後一邊開始,不成功,那就隻有下馬。
不過,劉文濟顧念其三朝老臣,及過往功勞,給了他一份體麵,讓他出任山陵使,監造康宗陵墓以及日後的國葬儀式。
這裡需要提一下,在趙王出山,力挺立長,朝廷在劉文濟繼位事宜上達成共識後,才繼續康宗的後事,劉文濟登基,也是按照“以日易月”原則在國喪結束之後。
不過,康宗生前未建陵寢,因此,屬於他的“安寧”還在緊急修建之中,距離大葬還需要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裡,梓宮還得停放在垂拱殿。
為表尊重,劉文濟在登基後,把自己理政視事的寢宮,選在了世祖晚年常居的萬歲殿。於是乎,端拱皇帝,不住垂拱殿......
而劉文濟對王旦的安排,一乾權貴們看在眼裡,多表示滿意,至少這份謹慎、寬容的姿態,值得讚揚,比起康宗的荒誕不經、難以捉摸,剛上台的劉文濟表現得可太讓人舒服了。
王旦罷相,大抵是朝局影響最小的一次“首相遜位”了,而比起此事帶來的影響,還是尚書令這個職位本身更讓人期待。到端拱元年,尚書令大漢帝國首相的地位與職權,已經徹底鞏固了,這就是輔佐天子秉執朝政、治理國家的百官魁首。
而在劉文濟時代剛剛開啟的時候,這個職位,不是僅靠皇帝支持,就能夠立足的。對於尚書令的繼位人選,劉文濟首先請鼎力支持他的趙王劉昉擔任。
結果並不出乎他的意料,劉昉直接拒絕,完全不是那種擔心皇帝猜忌的感覺,隻是很從容地向劉文濟交待了三言兩語,讓他好自為之,善待臣民。
對於劉文濟的資質、器量與能力,早在當年南巡之時,劉昉就有深刻的認識了,至今記憶猶新。朝廷內外,在看待新皇劉文濟的問題上,隻有少數人能看得清楚,趙王劉昉顯然是其一。
而麵對趙王一番坦誠的交待,劉文濟也如釋重負一般,向他躬身行禮,彎腰九十度那種。
同時,為表感謝,劉文濟又在後來追封折太妃為皇後,諡號孝誠皇後。當年魯王為此事直接被趕出朝堂,當時朝中群議不斷,而到劉文濟,辦成就像喝水一般簡單,滿朝上下,隻有讚同,幾無反對。
而此舉,毫無疑問,讓劉文濟得到了折皇後所出那數十名子子孫孫的認同與支持。
另外一個大功臣楊業,劉文濟也沒忽視,當然讓退休多年、年逾八旬的楊老太師出山為相,是不大現實的,因此劉文濟請楊延昭為相,還給了一個“出將入相”的理由,結果同樣為楊延昭所拒,請皇帝另則賢良。
由於楊皇後的關係,楊氏在朝中的處境多少有那麼些敏感,若不是老楊業本著一顆對先帝、對帝國的赤膽忠心,絕不會貿然開言的。
再之後,皇帝劉文濟方繼續表現著他的“從諫如流”,采納群臣之建議,由財政使向德明繼任尚書令,主持朝政運轉。而這件事,首先就引起了吏部尚書劉繼昌(徐王劉承贇之子)的不滿,這個宗室老臣,在年紀越發年邁的情況下,則越發渴望登頂。
當年,吏部尚書被呂蒙正給頂了,如今,尚書令近在眼前,又被向德明頂了,心中自然不甘。於是,朝廷中樞在端拱時代,是以尚書令與吏部尚書之間的角力展開的。
在這方麵,出身、資曆、功勞、能力都足夠深厚向德明,是一點都不怵劉繼昌,而皇帝劉文濟,則於其側,默默觀察,等待,等待一個把這些老貴清退的機會,當然,哪怕是熬也能熬死他們,一個個年逾六旬,能有多少年?
當然,比起朝堂之上那些看起來影響重大的人事變動,劉文濟真正插手或者說在意的隻有幾個職位,並且都讓他辦成了。
首先,以關內都指揮使折惟昌為巡檢司都指揮使。折惟昌,代國公折從阮曾孫,已故代郡公折惟正之弟。
又以蕭惠擔任大內軍副都指揮使,主要負責禦前諸班,同時,曹利用調入中樞,任為內閣學士兼知製誥。
當然,蕭恭是不會被遺忘的,劉文濟任命其為少府。前少府劉規,於平康九年春,在一場倒春寒中,猝然而逝,生前無病無災的,也算無疾而終。
雖然是個宦官,但曆侍三代君王,並且風格迥異,而能夠以一宦官之身,掌握帝國少府這個龐大的皇室財產機構三十餘年,就足以留名史冊了。
同時,劉規其人雖死,但他在少府多年任職中,構建完善的一整套事務、財務、人事管理製度,卻徹底留了下來。做事易,立規矩難,這才是劉規最厲害的地方,也是他能在少府之職上乾三十多年的根本原因,如果僅僅靠取悅皇帝,那是遠遠不夠。
當然,於皇權而言,作用重要的特務機構,也在極短的時間內,就被劉文濟收入彀中。梟部,鄭元果如其言,在劉文濟登基之後,就主動告老,請求回鄉歸養,劉文濟同意了,除了賜他大量金銀財貨之外,還授予三品文散官以及金紫服飾,給他一個厚重的恩典,讓他榮歸故裡,養老傳家。
名噪一時的皇城使王約,則為此前的三心二意、首鼠兩端付出了代價,當然,念其幾十年伺候兩代先帝還算儘心儘力,沒有殺他,而是流放南洋,讓他帶著自己的財產、侍從乃至姬妾、子孫(宦官與女人和子女並不絕緣),遠離大陸,永彆朝廷。王約雖然心中不甘,但最後還是叩頭謝恩。
相比之下,一直觀望的林特卻留了下來,當然不是留在武德使的位置上,劉文濟在與他進行一番談話,仔細審視過此人之後,以其為東南轉運使。對林特來說,這可是一個意義重大的任命,自是千恩萬謝,當場就給劉文濟跪了,大表忠誠。
上一個這樣待遇的人,還是王玄真,而王玄真後來的際遇,至今仍是特務係統中所有人心目中的榜樣,甚至拜相,甚至成為輔政大臣,即便後來遭到排擠,那也是特殊出身臣子能夠達到的巔峰(壽國公李少遊雖然負責武德司的具體創立,但並不能單純以特務臣子來看待。)
繼位之初,劉文濟的一係列操作,邀名務虛也好,務實取利也好,一切的出發點,都是為了打造一條鞏固他這個皇位的護城河,很成功。
等到端拱元年夏六月的時候,劉文濟已經徹底坐穩皇位了,而幾個月間,他雖然在朝廷之中發話不多,但朝廷內部,卻沒人敢像康宗初期那般小覷乃至忽視皇帝的意見,這似乎,就是皇帝氣質的不同造成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