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天暮雪,亂石灘邊,劉文濟頭頂氈帽,一身蓑衣,坐在江邊垂釣,隻不過,支出江麵的魚竿不隻沒有魚鉤,連魚線都沒有。顯然,荊王釣的不是魚,而是蟄伏者的寂寞。
江麵上寒霧繚繞,視線不甚清晰,但過往的行船,依稀可見,視野範圍內,接續不斷。
荊王府內人多眼雜,也隻有這等獨釣寒江的環境下,方能帶給劉文濟一絲安定,才能稍稍放下戒備,鬆弛神經。
南國的冬季同樣很冷,江風肆虐,更加劇其寒,即便身側擺著一方炭爐,祛寒效果也不佳。不過,對於這樣並不舒服的環境,劉文濟早已甘之如飴,也正是在這種自我磨礪與沉澱之中,他整個人從內到外趨於“至臻”。
隨從並不多,隻五六人,零散地侍立於周遭警戒,都是最忠誠精悍的衛士,寒風難侵,水波不驚。
通往垂釣之所的小徑上,一道人影匆匆而來,引起了兩名衛士的警惕,不過見到來人,又鬆開刀柄,恢複崗哨狀態。
劉文濟耳聽八方,來人的動靜自然察覺到了,不過沒有絲毫動彈,等蕭恭奔至其側,劉文濟方才問道:“腳步匆匆,情緒外露,出了何事,讓你如此失態?”
聞問,蕭恭深深了吸了一口這江邊的涼氣,差點沒一口氣背過去,重重的吐出,沉穩有度如蕭恭,此時也難掩飾激動之情,拱手長拜,聲音甚至不自覺地發顫,絕不是冷的,因為內心的火熱足以抹平冬月之寒。
“稟大王,京中來信,陛下,駕崩了......”
很難準確描述出初聞如此“噩耗”時大漢荊王是怎樣一種心理活動,但是,從他遽然而起,腳滑摔倒,又迅速起身,兩眼死死地盯著蕭恭,這一些的反應,又似乎足以詮釋其心情了。
劉文濟目光中的意思,不言而喻,蕭恭再拜,道:“陛下於十九日,駕崩於上陽宮!”
“回江陵!”撂下一句話,並不多作言語,劉文濟轉身即走,小徑之上,健步如飛,一直到登上車駕之前,方才發現,手裡依舊緊緊地握著魚竿,骨節已然捏白。
放下魚竿,又發現魚簍落下了,不需侍從幫忙,劉文濟選擇親自折返去拿。等劉文濟提溜著一個極其普通的魚簍回來時,已然恢複了平日裡的從容不迫,麵上已不見絲毫波瀾。
對於荊王集團的眾人來講,他們並不知道多年的蟄伏、積累、等待,是否就是為了這麼一天。但是,當天子駕崩的消息傳來之後,核心圈子裡的人物,都難掩其激動。
就此事,劉文濟勢力自然進行了一番緊急商討,當機立斷,決定即刻起行,進京,奪位!
緊跟著,蕭太妃一紙書信飛馬而來,上邊隻有一個字:穩!
簡潔有力的一個字,就像“定”字訣一般,徹底幫助劉文濟把心定下來。隻稍作斟酌,便更改計劃,決定暫時不急於進京,畢竟,朝廷還未發喪。
而於劉文濟而言,也有穩著來的理由,從天子駕崩之後,他與大漢帝國命運的聯係就陡然緊密起來。不為其他,就因為他是太宗皇帝之子,一個除了“血脈問題”,沒有其他任何可以說道的毛病的親王。
天子無後而崩,不論朝中當權者是誰,在決定繼位者的問題上,都不可能繞開他!當然,在京的蕭太妃,也能給劉文濟一定的信心。
又足足等了三日,天子駕崩的消息,才從官方渠道正常地傳至江陵,並由江陵開始,繼續向整個湖廣,以及更難的兩廣乃至安南擴散。
於是,江陵震動,湖北震動,中南震動!要知道,就在去年春,天子還巡幸湖廣,那時雖然荒唐,但看起來還算正常,身強體健的,這不到兩年的時,怎能發生如此驚天之變?
世上聰明人何其多也!也就在荊王儀駕,自江陵出發北上,回京奔國喪之前,荊湖北道官場一個重量級人物,時任湖北布政副使的兗國公王增找上門來了。
僅看爵位便知,這位是何出身了,王樸之孫,王侁之子。說起來,王氏家族,在最近的三十年發展得並不好,已經逐漸從大漢頂級權貴的行列中徹底退了出來。
究其原因,還在於三十多年前的榆林之亂,作為早期平叛主帥的王侁,當時的處置有諸多欠妥之處,而結果也導致榆林局勢糜爛。雖然榆林之亂的起因、肆虐、平定,在背後還有諸多更為複雜的因素,但王侁那口鍋,背得也是沒有一點毛病的。
也正是從榆林罷帥開始,王氏家族就開始走下坡路了,當然,也就是王樸麵子大,在世祖心目中地位高,換作其他人,或許已經被打落凡塵了。
王侁其人,心氣很高,胸懷卻不夠寬廣,性情也很驕橫,但才乾還是有些的。也正因有了榆林之亂的教訓,反倒沉下心來,謀圖複起。
在儋州時,用了四年時間,將當地蠻亂徹底肅清,果斷狠決,屠了上萬人,讓世祖對他的印象大為改觀。
後來又調任安南,擔任都指揮使,仍舊負責剿賊平亂,在其任上,將一大批表麵歸順、暗懷異心的原土著部族給清理了,雖然一度掀起了較大動蕩,但卻實質性地推動當地漢化發展。名聲雖不好,但是勞苦功高。
然而,十餘年的辛苦努力,隻是為了拿回原本就屬於自己的榮譽與地位,這樣的經曆,於王侁而言,也是頗為苦悶的。
同時,在世祖駕崩之後不久,王侁也在多年的勞累,以及始終縈繞心頭的苦悶之中,鬱鬱而亡,到死連帝國核心統治區域都沒能重返,就更彆提光大王氏門楣、先父榮耀了。
到如今,又是二十來年過去了,王氏人才青黃不接,爵祿雖然繼續傳承著,但政治上卻已然退化成一個普通勳貴家族了。這至少,與乾佑時期王樸在帝國、在世祖心目中的地位是不相符的。
而作為王氏嫡長,當代掌門人,王增多年以來,孜孜以求者,自然也是重築家族榮光,把王氏重新帶回帝國權力中心。當然了,理想是豐滿的,但才具實在有限,熬了這麼多年,也隻是個湖北布政副使。於尋常官僚而言,這自是高官重職,但於兗國公而言,遠遠不夠。
在這大變之際,王增主動找上荊王劉文濟,其目的,當然是來投誠的。正常的努力,實在艱難,就隻能走捷徑了,而在過去的兩年中,王增是默默關注著劉文濟的權貴之一,他覺得,在劉文濟身上,可以賭一把。
而對於王增的投誠,劉文濟是意外多於欣喜,已經養成的謹慎性格的他,並沒有接納,而是交待他,當於此大變之際忠於職守、理政安民。
王增對此,不免失望,然而,卻並不灰心,至少,荊王殿下並沒有拒絕不是嗎?緊跟著,王增便開始默默聯係起來了,尤其是京畿那邊,既探知消息,也把握局勢發展,做好隨時支持荊王繼位的準備。
爛船還有三斤釘,何況是兗國公王氏家族,有些資源不使用,但不代表沒有,而一旦發揮起來,總歸還是有些影響力的,關鍵時候,未必就不能起到奇效。
就連日益衰落的王氏都打起自己的小算盤,甚至冒險付諸於一定行動,可想而知,京畿之中,又是何等的波詭雲譎、爾虞我詐。
臘冬時節的洛陽,除冷了些,一切似乎並沒有太大的變化,天子駕崩就仿佛對京畿士民沒有什麼影響一般,街市擁簇,交易頻繁,喧鬨依舊。
當然了,一點影響沒有也是不可能的,至少很多士民,都停下了年貨的采買與準備,皇帝駕崩了,即將到來的這個新年,注定沒好過。
與此同時,駐守京畿所有禁軍部隊,都收到了樞密院的軍令,全軍戒嚴,禁止出入,違令者斬。洛陽周遭諸關要隘守軍,也是如此。
在皇帝駕崩的情況下,就是樞密院實則也沒有調動兵馬的權力,但是一道戒嚴令,卻還勉強在職權範疇之內。而所有的動作,隻為保證一點,在新君繼位之前,大漢軍隊,必須保持中立、保證穩定,這也是所有權貴們的共識,誰敢妄動,必遭圍攻。
當然,巡邏治安、京畿秩序,還是需要維持的,洛陽府及巡檢司的差役、官兵們,也大舉出動,嚴管出入。這也就導致,實際掌握著巡檢司的老將常古真,一躍成為洛陽城內實權最重的少數人之一,無他,衝他手握的三萬巡檢司兵馬,就得給他這個麵子。
常古真出身平平,是真正從底層一刀一劍打拚上來的老臣宿將,並且,其經曆頗具傳奇性。幼年慘變,青年複仇,中年從戎,年近古稀了,甚至能夠影響到帝國皇位的繼承,參與到決定帝國未來的活動中......
常古真是標標準準的“西征派”將領,在西北前前後後打了二十多年仗,甚至在魏王劉旻對安西的“營所製”改革中,也成為營主之一,在安西體製下享受著真正封建貴族的待遇(目前由其子孫在安西經營)。
而在常古真崛起的背後,當然少不了太宗皇帝的扶持,他就是在太宗不斷的提拔,到達如今地位的。這,同時又反應出,自世祖以來,對寒門後進將帥提拔,以平衡傳統勳貴將領的意圖。
不管如何,至少在平康八年的這個冬季,洛陽城中,包括在朝權貴的大量人等需要看常古真的臉色行事,同時有更多人通過各種方式拉攏他,老臣也由此感到了幾十年來都未感受過的“熱情”。
洛陽的局勢,也正處於這樣一種,複雜、詭譎乃至荒誕的氛圍中。最荒誕的地方或許就在於,皇帝駕崩了,除了宮廷、朝堂、官府掛起白幡,披上喪服,從裡到外,自上而下,沒有一點國喪的樣子......
當然,這也是可以理解的,皇帝走得太突然,膝下又無後,生前有沒有明確製定一個繼承人,哪怕備胎都麼有。這樣的情況下,大漢的權貴們,心思當然都集中在,誰能承繼大統,這個關乎帝國前途、萬民利益的重大問題上來。
帝位的爭奪,從來都是激烈而殘酷的,康宗留下的,更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散亂局麵,就更加劇其衝突與混亂,甚至讓人諸多權貴無所適從。
不過,短暫的混亂之後,大夥便迅速適應了。人心固然難測,局麵或許混亂,但利益卻是永恒的,不論公利還是私利。而基於利益而展開的帝位之爭,梓宮運回紫微城後就已經展開了。
當其時,最先表態提議的,乃是宰臣寇準,他總是那般堅決而果敢,引人注意,乾脆而堅定而表示,大行皇帝無後,當迎荊王劉文濟為帝。
不得不說,在過去的這些年中,寇準與劉文濟之間幾乎沒有超過同僚的關係,甚至沒什麼來往。當然,這也是劉文濟刻意韜晦,所有朝堂宰相,他都沒有進行任何的討好交結。
然而,當山崩之時,寇準卻毫無猶豫、指名道姓地選擇支持劉文濟。其所持立場,也很簡單,就堅決地秉持一個立場,太宗之後。而談及太宗之後,數來數去,在寇準眼中,就隻有劉文濟了。
寇準代表的,實則是朝中很大一部分人的看法,至少“太宗之後”這個前提幾乎是共識,隻是,具體地來看,就有諸多講究了。
太宗之後,可不隻荊王劉文濟一人。
寇準之後,有徐士廉、向敏中等宰輔大臣陸續附議,但也隻表明當立太宗之後的意思。
然後反對的聲音開始冒頭了,竟然來自慕容氏外戚,他們反對的,當然是劉文濟繼位。理由有三:其一,自古以來,隻有兄終弟及,沒有弟終兄及的;其二,荊王久病,難承其重;其三,有契丹血脈。
這三點,第一條當然站不住腳,莫說弟終兄及,就是侄終叔及的,都有。
第二點,倒是其短,但疾病,也大不過法統,隻要荊王還有口氣,他就是有資格繼位。
真正具備殺傷力的,自然是第三條,這一點,足以引發許多權貴潛藏心底的反感與排斥。
提了劉文濟,那作為太宗長子的安南王劉文渙,被擺上台來,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而比起劉文濟,劉文渙的法理性,則更強了,同時,血脈上還是根正苗紅的。
但同樣,提議劉文渙後,反對聲來得比劉文濟還要迅猛,理由嘛,已經就國什麼的基本沒有提的必要,七寸就在於“常妃通奸、血脈存疑”這一點。
此事,雖然早已成為宮廷秘聞,但上層權貴們實則心知肚明,過去不提,隻是為尊者諱,但涉及到大漢帝國江山的純粹與皇室的血脈正統,那就顧不得什麼臉麵了。
當然了,這仍是有解決辦法的,至少劉文渙後來有生了幾個兒子,剝奪常妃所出二子的繼承權即可。
這是個辦法,但反對者可不會考慮其合理性,而涉及大位之之爭,也從來不是講理的事情,最終拚的,還是實力,或者還需要幾分運氣。
而帝位之爭,隨著劉文渙、劉文濟兩兄弟相繼抵京,也開始進入一個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