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世祖第236章 新問題
時光悄然而逝,不知覺間,開寶二十二年中秋已然臨近了,又是一年佳節,東京城內各處,已然遍掛花燈彩帶,滿城都釋放著喜悅的氣息。
風波過後,便是平靜,隨著西北叛亂的平定,大漢就像闖過了一劫,逐漸安定下來,日子照過如常。但是,隻有身處其間的人,方才明白,比起過去,士民們的生計已然有了深刻的變化。
最明顯的,自然是那逐步抬升的物價,當初的糧價風波,雖然在朝廷的打壓下控製住了,但是時有反複,在三十文上下波動。
朝廷為了有調整的餘地,也未像過去那邊,固定糧價,定死一個指導價格。這也就導致,在過去的幾個月間,官府幾次向市麵上放糧,也平抑製糧價。
抬升糧食價格,以惠及農民,是朝廷為了緩解農事矛盾,消解農民怨氣,鼓勵生產,是一道必須執行的政策。但是,若是城市糧價漲得太狠,導致失控了,也不是朝廷樂意看到的。
因而,如何控製其中的那個度,朝廷也是頗費心思,過去的半年多,也是時刻關注著,一旦有過頭,便立刻出手乾預。
也就是朝廷過去積攢甚豐,有足夠資源可供調配,方才保證了一段平穩的過度期。然而,對於東京的士民而言,生活成本的提高是顯著的。
這漲價的,可不隻是糧食,連帶著鹽茶、糖酒、醬醋、肉食、蔬菜,等一係列生活物價,都跟著上漲,造成的結果便是,城市百姓的生計開始艱難了,像東京這樣帝都,則更讓人體會到什麼叫“居大不易”。
當然,東京作為帝都,基本的體麵還是要維持的,社會要安定,市場要繁榮,同時,充沛豐富的各類資源供應,形成了規模效應,價格上漲一些,但比起此前鬥米五六十文的時候,還不是那麼難以接受。
何況,帝都的生活水平本就較高,各種機會也多,賺錢也更多,這才維持著一個基本平衡。但京城之外的城市,就是另外一種情況了。
東京、洛陽的米價在三十文,其餘城市就升到三十五、四十、五十文,且城市越偏越小,交通越困難,物產越貧瘠,價格就越高。而對這些情況,朝廷不是不知道,但要做到徹底的控製,幾無可能。
說起來,還是過去,為了供養城市,對農民壓榨太狠,吸血太多,如今為了撥亂反正,緩解矛盾,又生出新的問題罷了。
僅東京城內外,常駐人口便達百萬,過去,劉皇帝也曾沉浸在這種壯觀之中,但繁榮的背後,也醞釀著危機,如此眾多的人口,想要供養,每日消耗的物資是海量的,這其中的代價顯然是不輕的。
而天下不隻一個東京城,還有洛陽、太原、幽州、大名、江寧、杭州、成都等大小城市,而這些地方,與東京的本質,也是相同的。
大漢的城市,說到底,還是消費型城市,為了供應這些城市,吸取的,自然是全天下農民的血汗。沒有強大的生產力保證,沒有充足的物資供應,一切繁榮,也都隻是假象。
過去的幾十年,天下從分裂到統一的過程中,社會層麵上也發生了劇烈的變革,商業日趨繁榮,城鎮手工業空前發達,但這也是要建立在充沛的物資生產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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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生產力,提高物資供應,也是最基本的事情。然而,恰恰是在這種根本的問題上,遇到了危機,不論商業有多繁榮,但大漢本質上仍舊是一個農業國家,全天下九成多的人都是農民,農事若不穩,帝國何以安。
從皇帝到官僚,往往隻看得到城市的繁榮,卻總是忽略農民的貧苦,並且也習慣了向他們索取,當然用壓榨要更合適些。
而過去的這些年,城鎮士民,之所以能過得那般滋潤,也是建立在朝廷想方設法提供充足的價格低廉物資的基礎上。
此前,朝廷痛下決心,推動物價上漲,也是因為終於發覺了其中的問題,感受到了供養那麼多城鎮居民的壓力,通過此法,施恩農民,緩解過去大造銅錢帶來的幣值問題,同時也有趕人的想法在裡邊。
對於絕大多數在城鎮中討生活的平民而言,生活成本提高,生計艱難,待不下去,回農村便成了一條出路。
在朝廷的勉力維持下,轟轟烈烈的價格闖關,基本算是成功了,但是時間尚短,具體效果如何,還有待檢驗。
不過,有些問題,已然顯露出來了。就眼下看來,趕人的目的並未達成,以東京為例,生活成本的提高給絕大多數士民帶來的生計上的難題,但是,因此而逃離京城的人,卻是少之又少。
對於在城市中待久了的人,想要讓他們重回鄉裡,從地裡刨食,顯然也不那麼容易。且不論如何,在城市中,機會更多,賺錢更多,也是不爭的事實。
至於物價的提高,也隻是生活水平下降罷了,而城市的繁榮,也不是鄉野農間能夠比擬的,這種差距,也能讓許多人忍受城市中的貧苦。
而大漢百姓們的忍耐能力,從來都是驚人的,不隻是農民,城市中的那些士民、商賈及手工業者,也是如此。
但是,生活的壓力,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問題,過去的幾個月間,各地城市的治安情況明顯下降了,犯罪活動明顯增多,就是東京城,也屢發惡性桉件,開封府的差役判官們,都陷入了一片忙碌之中。
同時,此前太子劉暘巡視時察覺到的貧民坊問題,非但沒有得到緩解,反而加劇了。開封府尹劉繼昌花了些力氣整治,但效果十分微弱,並且,隨著治安問題頻發,他的精力也被轉移了。
過去的幾個月,開封府受到的彈劾與責難,也增多了,劉繼昌一度壓力巨大的。所幸,由他倡議並實施的開封府“惠農新政”,終於推行開來。
這與朝廷目前重點關注的“三農”問題十分契合,而由開封府撥款,再加上東京“名流賢達”們踴躍捐資,足足籌集近三百萬貫錢,用以給開封府轄下諸縣的農民農業進行補助,同時修路、通渠、鋪橋、建水庫,也暫時分流了一批城市勞力。
有這項功績打底,朝廷中給劉繼昌站台的人也就多了,從太子到政事堂的大老們,對開封府的表現,都挺滿意,再加上劉繼昌的身份在那兒,他這個開封府尹的位置,坐的還算穩。
曆來,首善之區的主官都不好做,但劉繼昌自覺,他這個開封府尹,是曆任之中最難做的,遇到的問題也最多。幾十年發展積累下的矛盾,似乎都在他的任上,慢慢爆發出來了。
凡事矯枉忌諱過正,但在事實的處置上,往往都是過正的,因為隻有過正了,效果才能顯著。在朝廷開始重視農業生產,關心農民問題,施政重心轉移到發展農業生產,緩解城市與農民供應需求矛盾之後,朝廷之中,又不可避免抬頭一種聲音。
有不少官員,陸續上奏,希望朝廷能打壓商業貿易,讓朝廷回到“重農抑商”的正道上來。對於這種因噎廢食,想開曆史倒車的行為,中樞自然是要打壓的。
無商不活的道理,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已然得到了充分驗證,而商稅的大筆進項,也足以堅定朝中權臣們的意誌。
重農是根本的,但興商也是必要的,這也是基本國策。然而,裡裡外外的雜音,來自各方麵不那麼良好的情況,也讓朝廷紛擾不斷。
為此,在七月份,趙王劉昉攜平叛功將還朝,進行榆林平叛總結,做完定論之後,太子劉暘便召集群臣,就農與商的問題,進行了一場大討論,以此統一思想,堅定農商並重的基本國策。
治國就是這樣,矛盾不斷,問題叢生,往往是按下葫蘆浮起瓢。龐大的帝國,問題就更多了,但不論如何,大局還是在掌控中的,帝國的基本統治依舊是穩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