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陽如絲如縷,照進袁宅後園,這袁家後園,沒有假山碧湖、亭台樓閣,很是簡陋,隻有一片草坪,零星的紅柳,以及沿牆的一排蝟菊,勉強算是裝飾。
而整個後園,就是一座校場,規模雖然不大,各項布置,有板有眼的,一切依照軍中條例來,這後園在近兩年也成為了袁宅禁地。
就是袁恪的妻妾,想要賞景遊玩,都隻能去莊外,到明湖之畔,抑或去定邊城。
“一!”
“二!”
操練的口號在後宅內回蕩,此時校場中有大約三十人,一眼便能看出,都是精悍之士,手裡拿著的也是精煉的鋼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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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恪還屯有一批製式橫刀,不過,太過顯眼,袁恪也不敢給他的莊丁配上。朝廷對於軍事裝備的管控,並不包括刀劍這樣的輕裝備,而在鹽州這樣的邊遠地區,民間幾乎人手一刀,其中大部分,還是朝廷發放的,就是讓他們能有自保之力。
事實上,除了開國初年,朝廷資源貴乏,曾經從民間大規模收繳鐵器、銅器以鑄造兵器之外,後續隨著冶鐵技術及產量的提升,在鐵器使用方麵,是對民間大開放的。
朝廷掌控著鐵的開采、冶煉、運輸及售賣,但對於民間鐵器的冶煉鍛造卻是大力支持,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大漢民間已然密布鐵器、兵器作坊,大者如鐵器工場,小者如作坊,即便是基本的鄉村單位,也有一兩個鐵匠鋪。
而擅長冶鐵煉器的鐵匠,始終都是大漢民間最為吃香的職業之一,而、民間數量最多的學徒就是鐵匠學徒,雖然這行業辛苦,但確實屬於技術工種,學得手藝,出師之後,就基本不愁吃穿了。
而原本由朝廷經營的一些工場,也逐漸將一些普通鐵器、農具的生產給放棄了,因為民間已有足夠的替代者,並且,規模更大,產量更高,即便沒有朝廷工坊生產的那麼精致,但足用。
大漢武德充沛,其中有一點大概就體現在民間充足的兵器上,此所謂藏兵於民。但凡事總有利弊病,大漢地方治安之所以始終處在一種緊張的狀態,隔幾年就要就行一次整治,也有這方麵的原因。
暴力武器往往是人的膽,小兒持刀,尚能殺人,民間一言不合,便動手殺人的情況,也實屬常見。
對於地方官府而言,單獨的殺人桉,抑或強盜殺人越貨都不算什麼,最頭疼的,要屬鄉村之間的械鬥了。
雖然這是漢法嚴厲禁止的,但是每年總能發生那麼幾起,而一旦爆發,便是死傷慘重,因為他們用的械可不是扁擔鋤頭,而是“十八般武器”。
為此丟官的人不在少數,即便漢法明文規定,殺人者死,但在這種群體性事件上,也無法完全適用的。
漢法雖嚴,卻也沒嚴到秦法那個份上,若嚴格依法執法,連基本的取證都難以做到個人,再加上法不責眾這一條,最終往往隻是抓幾個典型殺了以震懾百姓。
至於完全的從嚴執法,除非涉及到謀反,否則不可能對普通民眾大加刑刀的。
曾有人言,朝廷殺官乾脆利落,官府殺人卻畏手畏腳,這裡的朝廷,當然指的是劉皇帝了。
有鑒於民間治安事件頻發,械鬥不止,盜匪猖獗,去年便有人認為,民間兵器不禁是治安不穩最大的原因,並向劉皇提議,希望能效彷國初之時,收繳民間兵器,並禁止普通百姓擁有刀劍弓槍武器。
隻不過,這則建議,經過劉皇帝稍加權衡就否決了。劉皇帝給出的道理很簡單,一把菜刀,一把鋤頭,乃至一根扁擔都能殺人,於民間禁兵,且不提其難度,就是真做到了,就能避免民間的流血嗎?
其根本原因,還在人身上,平民多缺乏教化,不知法,也難守法,出了問題,其過首在地方官吏。
朝廷用他們牧守地方,教育百姓,維護治安,本就是他們的職責,因此治安不穩,就把原因歸結到兵器上,是貪圖省便、畏難懶政的表現,也是治標不治本的辦法。
至於殺人者,罪責在人,不在殺人的刀劍,依律判刑即可處置即可。盜賊為患,自有捕役、官兵,這本是他們的職責,倘若地方盜匪不清,為害百姓,那首先要問罪的,還是地方的官員。
於是,緊隨其後,劉皇帝又讓政事堂製定項規定,那就是地方凡是出現械鬥,導致損傷者,首先問責主官;凡有盜匪為患,而不能肅清者,首先問責主官。
而不論是禦史還是武德司,在對地方的監控上,從此也多增加了一項,而這一項監察,並不困難。此政一下,廣布天下,頓起波瀾,不少人疾呼,官不聊生。
當然,關於民間武器,有些說法,也的確引起了不少官員的擔憂。那就是,藏兵於民卻有好處,但在太平時光,不需百姓保家衛國,民有凶器,就是禍亂之源,倘若用之以對抗朝廷呢?
誠然,百姓殺人犯法、持刀械鬥乃至嘯聚為匪,對朝廷而言,都不算什麼要緊事,朝廷自有應對機製,很難直接危及自身統治。
對統治階級的掠食者而言,蒼生如螻蟻,黎民如草芥,螻蟻之間的生死鬥爭,傷亡再多,損失再大,都不重要。
即便是那些為害作惡的盜賊土匪,從本質上而言,也隻是一顆顆韭菜罷了,他們頭上頂著大漢的天,那片天的名字姓劉,他們殺的人是漢民,搶的錢上印著“乾右通寶”抑或“開寶通寶”。
但是恰如有一些官員的擔憂,倘若掌握了刀劍的賤民,用這些武器來反抗朝廷,這豈不是莫大的隱患?
就是劉皇帝,也被這種看法嚇了一跳,然而,劉皇帝終究不是被嚇大的,他想得也很清楚,朝廷掌握著最強大的暴力機器,要有鎮壓一切的實力與信心。
而更為關鍵的是,倘若帝國真到了,百姓群起而反的地步,那時候限不限兵器根本不重要,那意味著帝國該亡了。隻要朝廷不出問題,那就一切安好,而倘若出了問題,也絕不隻這一點。
事實上,由於眼界的關係,往往存在一些幸存者偏差,在有些人眼中,看到是兵器泛濫,是紛爭死傷。
然而,總體而言,大漢還是安寧的,尤其是內地那些大漢的核心統治地區,即便不禁武器,也不是家家帶劍,戶戶有刀,尋常百姓,菜刀、斧頭、砍柴刀就夠了,正經人誰去買把兵器備著,那價錢可不低,打一把犁頭、鋤頭不好嗎?
而相比於內地,邊地武器可就是切切實實的泛濫為患了,比如如今的鹽州,不帶把刀,都不敢出門,不論農民牧民,在勞作的過程中,腰間也是常備武器的。
過去,朝廷曾出台了一係列對漠北契丹的限製政策,鐵器是最要緊的一條,然而,一邊封禁,一邊又允許邊境百姓持有武器,這最終的效果如何,可想而知。
即便大宗的貿易不存在,小規模的,小批量的交易,是絡繹不絕。
當然,由於劉皇帝態度的關係,對契丹的封鎖哪怕到開寶二十一年依舊存在,雙方仍舊處於敵對關係,然而,民間的交流,卻是越發頻繁。
邊境邊市上,願意冒險與契丹交易獲取暴利的人,可一點都不少。對此,有關部門也沒有窮追猛打,否則,走私的人沒了,要緝私職官何用?
甚至,如今漠北契丹部民,除了以物易物之外,日常使用的貨幣,就是大漢的通寶,金銀這樣的貴金屬,也是根據大漢的“彙率”來,可以說,大漢雖然始終難以從武力上征服漠北,但經濟上的影響,卻在悄然之間加深了。
倘若不是那則禁令在,放開了交流貿易,效果可能更佳,但誰教雙方結仇數十年,“仇深似海”呢?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袁恪的貿易對象中,就有契丹人,不過,由於距離太遠,風險太大,損失慘重。
而袁恪是不缺武器的,至少不缺刀劍這樣的普通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