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嶺衛的社學畢竟也就這麼多人，到場人數也才一百，在場的氣氛與其說像是一次會講，還不如說更像一次大學裡的公開課。

王文龍的話剛說完洪敷教就好奇問道：“建陽先生總說紅山文化，不知那紅山究竟是何處？這一次所挖掘的地點就是在紅山嗎？”

王文龍一愣，接著笑著說道：“紅山文化是我粗且給這一係列有同樣文化特征的遺址文化群體的統稱，紅山卻不在遼東，而是在順天以北，此時乃是蒙古人的聚集地，實則我也沒去過，但是我在關內時聽說大量的紅山文化典型器物都是從那一代流傳出來的，順著尋找才來到了咱們遼東。”

王文龍知道紅山文化的“紅山”在內蒙赤峰，那是紅山文化的一個聚集地，遼東這裡已經屬於紅山文化的分支地帶。

關於紅山文化這個名稱則是因為王文龍腦海中印象太深，所以一直說順了嘴，之前王驥德也以為王文龍說的是遼河上遊的紅土山，不過他現在也懶得改了，總之指代的東西並不會迷糊。

王文龍索性開始對眾人介紹今日會講的正式內容：“我們今日的會講講的是考古內容，但是其中用到了大量和訓詁學相通的思想，就比如這紅山文化的曆史意義、為什麼我們敢說紅山文化必然是中華文明的始祖之一——這都是從和他不同時期的文化之間互相對比推演而得到的。”

說道這裡王文龍對一旁的社學學官笑道：“還請夫子讓人將黑板為我拿上來。”

今天要講紅山文化的考古發現，必須要做板書，王文龍也懶得一張一張紙的寫了，乾脆就讓人事先漆了一麵黑板備著，至於粉筆就直接拿石膏。王文龍之前試驗過油漆的黑板不會太光滑，用石膏足以寫下清晰字跡，無非是手感軟了一些罷了。

社學的人拿上黑板，王文龍便站起身來邊畫邊講：

“這是我們在遼東鎮夷堡一帶發現的龍形佩的圖樣。”

這還是這年代的人第一次見著黑板，蕭汝芳見王文龍畫的輕鬆，畫錯的地方拿濕布一擦就能擦掉也覺得方便，感覺以後可以在鐵嶺社學中常備一下此物，用以作講解時寫板書。

王文龍直接照著腦海中一篇名叫《玉珠龍到龍形珮的形製變化》的論文配圖開始畫畫。

他的畫不見得有多好，但是隻求能夠準確表達文物的特征。

許多人早聽說這個紅山文化挖出了玉器，隻不過不知是什麼模樣，這時都瞪大眼睛觀看。

眾人就見王文龍在黑板上畫出了一個頭部具有豬的特征，無耳、長鬃毛、眼睛凸起似鳳眼的龍形玉佩。

“此配的雕刻還是十分骨折的階段，所雕刻之動物像是豬蛇龍的混合體，應該是一先民崇拜的神獸，我們便將之稱為玉豬龍。我們認為他是最早確定中華玉龍特點的器物。理由一是因為伴隨著這玉器發掘出來的陶片，技術水平還十分古樸，可見這器物的製作年代，多半是在商周之前，二者則是他和商周以後的龍紋玉器也有非常鮮明的繼承關係。”

畫完玉豬龍之後，王文龍又畫出典型第商代龍形珮的圖樣，對著圖案介紹說：

“商代以後龍紋玉器逐漸增多，商朝龍形玉的特點是見見變成扁平薄片狀，更像玉璧，並且第一次露出了單足，頭部也開始有蘑菇型的角，並且嘴巴不再像之前的一樣不做重點表示，而是張大嘴、多有牙齒，以示凶猛……”

王文龍又專門圈出兩個圖畫的龍口部份：“從張嘴的地方看得最明白，商代龍玉明顯是從之前玉豬龍的平口添加牙齒加大張嘴幅度之後演變而來的。”

王文龍邊說邊畫，一幅幅不同年代的龍形玉圖案被他留在黑板上，

“到了周朝，在商朝的龍形玉佩基礎上造型並沒有過大改變，但是龍身上的紋飾變得越發複雜，特彆是重環紋、雲雷紋等……”

“春秋戰國以後，玉龍的蘑菇角相識不見，春秋開始出現蟠螭紋，戰國以後出現了密而滿的穀文……”

“繼而到了漢代，玉龍的雕刻又更加細化，大多數龍身上都開始雕出四肢，仿若走獸，東漢以後更有一段時間，龍身上開始出現飛翼，於是有四條腿，細長身子的龍形漸漸便流傳開來……”

相鄰的兩個圖案之間隻有細微的差彆，但是每相隔幾個龍形圖案，就能看出明顯的風格變化。

大家就如此看著龍形玉從最開始覺得模樣滑稽的玉豬龍一步步變成了自己熟悉的漢代以後的走龍、飛龍形象，隻覺得十分驚奇。

蕭汝芳忍不住對身邊馮子高說道：“有趣有趣，王建陽果然博學多才。”

蕭汝芳由衷佩服，之前他也懷疑王文龍等人說在遼東發現的玉豬龍就是中華龍形玉器起源的說法會不會太過武斷，但是看了王文龍的講解之後才明白玉豬龍作為龍形玉器始祖的地位並不是某個人生硬判斷的結果，而是從和不同年代的龍形玉之間的變化關係中找出來的。

廣寧馮家的馮子高也是點頭驚歎：“關內研究金石古董的人物原來所學精深至此，果然我們遼東學子是要多走動學習呀。”

馮家也收藏有大量古董，馮子高自己也是個金石古董的愛好者，但是他們身處山海關以外，能收藏到的古董數量著實有限，王文龍演講中所用的論文是在後世的研究條件下寫出的，水平遠超此時的金石學者，但是馮子高卻將王文龍的水平當做了關內一流金石學家的普遍水準。

馮子高知道彆看王文龍今天的判斷，說起來深入淺出，大家都能聽得懂，但是要能做出這樣的判斷，搞清楚這麼多玉器之間形製差彆，變化源流，沒有足夠的研究經驗，肯定是千頭萬緒。

而王文龍剛才信手拈來，拿塊石膏就能栩栩如生地將這些玉器的形狀在黑板上描畫出來了，這古董研究的功底隻讓馮子高這個關外的金石學愛好者歎為觀止。

佟卜年聽的也是十分入神，直到王文龍說完一段，他忍不住舉手發問：“是以咱們遼東早在商代之前就已經和中華文化有相當密切之關係了？”

王文龍點頭說道：“有考古發掘作證據，可以證明的確如此。”

佟卜年好奇問道：“可為何這遼東先民，卻不在史書上留下太多記載？直到夫子之時也還叫九夷呢？”

“為何夫子之時還叫此地九夷這問題我回答不了。”王文龍一笑，其實他知道，但不好說。

根據後續的研究，中華文明是多起源的，除了黃河一帶的龍山文化、大汶口文化之外，在同時期的東北西北，東南西南都有高水平的文明存在，這些文名互相交流，才有了後來的中華文化。至於所謂九夷的說法更像是以黃河為中心的華夏文明對於其他地區的正統宣稱手段，這麻紗可是扯不清楚。照這麼說起來他王文龍的祖先閩越人不也是九夷之一嗎？

但王文龍也有其他可以指點的地方，他說道：“九夷問題我研究不深，但是遼東先民在史書上的記載卻早於夫子之時。先秦之時遼東的主要民族叫做肅慎，《國語·魯語下》有記載：‘武王克商……肅慎氏貢楛失石砮’；《左傳》也記載‘肅慎之地在於燕國北土’，所對地區大抵就是而今遼東之北處。而且肅慎在史書早也有見於文字的，如史書記載周成王建成洛邑之時大會天下諸侯，肅慎也曾派人去朝賀，貢獻楛失石砮，以及一種叫做麈的動物，此動物似鹿而大，究竟是什麼動物我卻分辨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