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慶曆元年七月,第一批考核報告就送入了汴梁。
考成法的新政是在二月份頒布,由於朝廷給了適應期,於五月下旬各地州府、路府以及禦史衙門開始進行核查。
整個核查的流程是這樣,中央朝廷那邊,每個衙門都有三本簿籍,其中一本登記本衙門的事務作為底冊,將一些沒有必要考察的公事進行剔除,放在本部門的檢法案。
本部門內部督查並非後世才有,古代就存在。如三司各司當中都設有檢法案,負責本部門的紀律、督查、以及審問,甚至還有審判和裁決的權力。
檢法案會監督本部門的人員看是否完成了任務,完成一件手裡的簿籍就劃掉一件,沒能按時完成的就交給禦史台那邊進行處理。
然後再造兩本一模一樣的簿籍,第二本放在禦史台負責這個部門的禦史手中,與本部門的檢法案進行核對。
今年開始,除了新政以外,禦史台也進行了更彆。每個部門有專門懂這方麵知識的禦史參與,如財政禦史、教育禦史、工程禦史、軍事禦史、審官禦史、屯田禦史、巡查禦史等等。
如果某個部門,比如財政部的內部考察出了問題,負責財政部的財政禦史就會將情況如實上報給政製院,政製院再給相應沒有完成任務的官員進行處罰。
至於最後一本簿籍自然是放在政製院,以備政製院的人隨時抽查。如此形成了隨事考成的製度,一件事一考成,一個月一考成。
地方上則不同。
雖然也是三本簿籍,但少了內部糾察,卻多了外部監督。
比如一個縣的三本簿籍,一個是在本地縣衙裡,一個是在上級州府衙門,最後一個則是在地方禦史司。
一縣之地的工作要向州府彙報,向地方禦史司負責。州府衙門的工作向路府彙報,同樣也要向地方禦史司負責。路一級則是向朝廷彙報,向朝廷禦史台負責。
這就意味著路一級基本上是與地方禦史司共同核查,互相監督,互相協作,對下級的州、縣等部門進行審核,最後再統一向朝廷那邊彙報。
但核查速度肯定沒那麼快。
州府、路府以及各地禦史層層調查、層層上報,來回車馬,再在當地實地考察,至少也得一個多月才能查清楚,然後再把結果送到汴梁。
等到汴梁那邊對官員的政績考察結束,基本上也就到了八月份,然後六月份的報告又上來了。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古代交通不便,汴梁周邊區域以及運河沿線都還算好的,像廣東、廣西、福建、貴州、江西、四川、陝西、甘肅、山西這樣離河南遠的,能一個月送到都算是不錯了。
不過範仲淹也考慮到了這一點,路一級的官員往往都是朝廷派巡視官員去核查,而偏遠路的下級州府、縣府,路一級的衙門與禦史司可以自行處理。
比如說廣西路邕州,也就是後世的南寧市,離開封府兩千公裡,正常情況下除非是八百裡加急,否則普通公文輸送往往要一月以上。
這一來一回那不扯淡嗎?
所以本地縣一級的事務,路一級的安撫司、轉運司、刑獄司、常平司、禦史司就能做決斷。實在決斷不了才會上報,然後再把幾個月的事情彙總,過一段時間報一次。
而且這五監司都有向政製院彙報的權力,地方上還有皇城司,皇城司在路一級同樣有鎮撫所,鎮撫使也負責督查、監督等事務。
因此除非一路包括所有禦史、皇城司的人全都叛變成了貪官汙吏。否則正常情況下,一路的高級官員是能夠做到互相監督,對下級部門進行嚴厲考察,不至於因交通問題出現什麼岔子。
等到了七月份,慶曆新政就已經初現成效。
五月下旬考察,汴梁各個部門的內部衙署到六月上旬就出了結果,第一批被處置的官員達到了七百多人。
其中有四百多人居然是貪官汙吏,趙駿查貪腐的漏網之魚。
這些人怎麼落網的呢?
很簡單。
對賬目就是了。
公款虧空,如何填賬?
要麼造假賬,要麼想辦法補上。
及時補上來興許能瞞天過海,可造假賬就難了。
因為以前的官員人浮於事,一來對貪汙司空見慣,二來懶得落實政策,一件事情的跟進和了解幾近於無。
考成法下,禦史和各衙署的糾察人員就得刨根問底,比如你這賬目裡哪些不對勁,購買了哪些東西,為什麼沒看到,錢都去哪了,一查保準能查出問題來。
結果就是大量貪官汙吏落馬,這還隻是貪官,吏員就更多了。當時全國的吏員數量在五十萬以上,宋真宗曾經一次就裁汰亢吏十九萬餘人。
而光汴梁京城衙門的吏員數量能達到三四萬,不搞貪汙受賄的怕是沒幾個。
除了開封府和皇城司居然算是比較清廉的以外,其餘五十多個部門,就沒查出幾個乾淨的吏員。
要知道汴梁的京官才四千多人,這一下查出四百多貪官汙吏,差不多十分之一。
吏員就更誇張,有問題的怕是好幾萬人。
其餘三百多個有問題的官員隻是沒有按時完成任務,最多也就是罰俸或者記處分,嚴重一點也就是降職。
而這些貪官汙吏可就要被抓去坐牢。
一時間朝堂上都炸開了鍋。
不是震驚於開封府下居然藏汙納垢有那麼多貪官汙吏,而是震驚於波及範圍那麼大,這可如何是好。
於是百官們紛紛上書,請求停止考成法。
原因很簡單。
這四百多名貪官先不論,數萬吏員可就是個大問題。
一旦把這些人處理掉,朝廷不僅要停擺,恐怕整個汴梁都要引起巨大範圍的騷動。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全汴梁吏員罷工。
如景佑三年正月,詔禦史中丞杜衍沙汰三司吏。吏疑衍建言。己亥,三司吏五百餘人詣宰相第喧嘩,又詣衍第垢,亂挪瓦礫”。
也就是說,景佑三年,皇帝命禦史中丞杜衍負責裁減三司吏員。
這些吏員懷疑這事是杜衍向皇帝建議的,十分憤怒,五百多個吏員先集體跑到呂夷簡、王曾等宰相府去鬨事,然後又跑到禦史中丞杜衍家門口破口大罵,亂扔瓦塊石頭,進行抗議。
隻是裁撤五百人就鬨得夠嗆了,更彆說現在數萬人。
不過好在範仲淹和趙駿早就預料到了這一點,早在今年五月就有新法規實施,規定汴梁的吏員將成為公職人員,享受中等禁軍待遇,也就是年入三十貫,月俸約二點五貫。
這個工資談不上高,因為當時民間雇工價格大概在每日50-100文之間,碼頭當搬運工人一天能賺二三百文,一個月下來都能掙四五貫錢。
但吏員也有其它福利,如補貼、津職、餐補等等,換算下來一個月差不多也有三四貫,養活一家老小不是問題。
範仲淹宣布以前他們沒有工資,沒有收入來源,被迫索賄納賄,可以既往不咎,但新法規定後,若再有向百姓索賄要賄,各衙門吃拿卡要著,一律問罪。
朝廷這次核查,在新法規出來之前的免罪,新法規出來之後還繼續搞事者,一律開除公籍,罪行嚴重者甚至要下獄問罪。
這下就把汴梁原本波及到數萬吏員,縮減到了五月份新法規出來後,依舊犯事的幾千名吏員身上。
饒是如此,反對考成法的人依舊絡繹不絕,阻力開始越來越大。
沒有貪汙的覺得考成法讓他們累得要死,以前當官喝喝茶,吃吃飯,狎狎妓,一天就過去了,每個月還能領超過百貫的工資,生活爽歪歪。
現在雖然工資隻有五品往上到高級官員被砍了,五品往下的中下級官員倒是依舊維持原來的高工資水平。
可架不住這個卷法啊。
貪汙了的就更加惶恐不安,沒想到這考成法如此嚴厲,讓他們無所遁形,想貪汙都沒機會。
一時間大家紛紛趁著這次風波,以各種理由反對考成法的繼續實施。
然而主持新政的範仲淹絲毫沒有退讓。
給他底氣的不是趙駿,而是現在國庫確實很有錢。
曆史上朝廷打了幾年西夏戰爭,又和遼國簽慶曆增幣,鬨得財政虧空,赤字嚴重。
但這次不僅打仗時間很短,兩年之內速戰速決,而且準備得也更充分。
首先是趙駿全國巡視,查了很多貪官汙吏,為國庫貢獻了上千萬貫的錢財。
其次是交子鋪經過幾年發展,已經在全國主要商業城市進行擴張。
如洛陽、福州、江寧(南京)、長安、廣州、杭州、江陵、明州(寧波)、泉州、密州(青島)等地開辦,往交子鋪存的錢都已經數千萬貫了。
還有國企改革之後,把大量的國有資產賣給私人商販,所獲數千萬貫,並且國營入股,每年還有大量的分紅。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從去年年底朝廷與日本簽署貿易,到如今大半年過去,宋日貿易額已經達到了一千多萬貫,貿易量還在持續增加。
當時海運有巨大風險,困難重重,稅率較低,隻有10%,所以宋日貿易額在一年內暴漲了大概三到四倍,光稅收就達到了一百多萬貫,朝廷收上來的是銀子,約一百餘萬兩銀。
看著不多,但這已經是巨大進步。
宋朝主要外貿收入是廣州和泉州,《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記載:“紹興三十二年,泉、廣兩市舶司舶稅淨收入增至二百萬緡。”
也就是廣州和泉州的稅收每年是二百萬貫,貿易額大概在兩千萬貫以上。跟日本那邊則主要是以宋朝進口硫磺和銅為主,且日本閉關鎖國,雙方在南宋之前的貿易額度都不算大。
現在直接暴漲那麼多,再加上其它州市舶司,還有陸地絲綢之路、茶馬古道、遼宋貿易,每年稅收加起來得上千萬貫,極大地彌補了財政的虧空。
所以在這麼多增加收入的情況下,隨著這幾年一邊打仗一邊收稅,大宋的國庫盈餘不減反增,不僅填平了以前的財政虧空,現在國庫裡還有七八千萬貫的存餘,相當於大半年財政收入了。
並且隨著馬上夏稅收上來,國庫在今年可能有一億多貫,再加上秋稅,減掉一年開支,剩個幾千萬貫不成問題。
有了錢之後就能給汴梁的吏員發工資,整頓好汴梁的吏治,將來在全大宋實行兩稅製度,分地稅和國稅,開始全國官吏分治,吏員納入公職,享受國家工資,並且還有舉茂才,考官員的上升通道,這將極大鼓勵吏員努力工作。
因此在種種條件下,範仲淹有底氣把改革進行到底,哪怕第一輪考核已經觸及到了很多人的利益,查出了不少貪官汙吏,他也屹立於朝堂之上,與諸多同僚唇槍舌劍,堅決不肯罷休!
這一次政製院站在了範仲淹這邊,與諸部的很多官員進行了對抗,趙禎也頂住了壓力,表示對這些貪官汙吏嚴懲不貸。
隻是雙方扯皮、爭論,浪費了大量時間。
以至於這四百多名貪官汙吏都還隻是暫時解除了職務,都沒有下獄問罪,結果到八月份,汴梁周圍地方上又查出了諸多問題,鬨得沸沸揚揚。
這下不僅是汴梁大部分京官反對了,周圍地方上的官吏也都紛紛向朝廷上書請求停止考成法。
鬨出的動靜,波及的範圍比曆史上慶曆新政還大。
畢竟曆史上慶曆新政針對的隻是官場八九成官員,對那些進士出身的進行考核,對門蔭入仕的大範圍裁撤。
而這一次涉及到的是全天下官員的考核,誰都希望日子過得舒服一點,不想那麼卷下去。
所以哪怕不是貪官汙吏,也想繼續維持以前舒坦的生活。
然而老範態度堅決,不肯退讓。
即便朝堂上下反對聲音一浪高過一浪,他也堅決督促各部檢法處和禦史台繼續考成。
雙方拉扯,時間就這樣來到了慶曆元年十月,新法實施的八個月後。
這一日禦史中丞鄭戩臉色嚴肅地坐在禦史台衙署當中。
他的身邊站著餘靖、尹洙、歐陽修、蔡襄、李紘、王質、王洙、王素、楊察、趙拚、陳希亮等二十多個禦史台中堅力量。
其中他的左右手侍禦史蔡襄和尹洙臉色更是非常難看。
因為剛剛,禦史台查到了一件大案,涉及到了財政部尚書程琳,宰相呂夷簡、盛度!
蔡襄和尹洙是範仲淹的人,而呂夷簡和盛度現在正在支持範仲淹改革。
如果在這個節骨眼上出現涉及到了他們的案子,很有可能讓呂夷簡和盛度改變對範仲淹的支持態度。
一旦如此,那就出大事了。
然而此時他們卻無可奈何,因為此事是鄭戩發現,他鐵麵無私,這次又召集諸多同僚直接議事,就是要把事情給定性。
就聽到鄭戩環顧四周,沉聲說道:“如此大的案子,禦史台責無旁貸,你們說說怎麼辦吧。”
趙拚立即說道:“禦史台如今承擔著監管天下官員的職責,且知院三令五申,說要依法治國、依法辦事。如果此事因為涉及到宰相和尚書就退縮,禦史台威嚴何在,法製何在?”
歐陽修沒有想明白其中關節,亦是嚷嚷道:“下官以為就該法辦!彆說隻是涉及到了宰相之子,就算是宰相本人,亦是決不能逃脫罪責!”
蔡襄和尹洙當時就差點沒給歐陽修來一拳。
這個豬隊友。
他也不想想,現在範仲淹能推動改革,全靠政製院在背後支持。
如果因為這件事讓範仲淹在政製院不能立足,那新政該怎麼辦,以後朝廷的改製又該怎麼辦?
但這種時候他們倆也無奈。
畢竟鄭戩不是私下跟他們說,就意味著此事隻能捅出去,所以他們隻好默然不語。
他們不說話,其餘人卻對趙拚和歐陽修紛紛表示支持。
王素毫不遲疑:“必須法辦。”
楊察說道:“新政下達,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我等禦史台肩負使命,豈能徇私枉法?”
陳希亮道:“此案也能給天下官員提個醒,就算是各部尚書及宰相,亦不能逃脫罪責,下官覺得,隻有如此才能維護知院常說的法治精神!”
“好!”
鄭戩看到手下範黨和趙黨都支持,便拍案道:“那就這樣辦,隨我去拿人!”
當下在鄭戩的帶領下,召集禦史台公署衙吏,浩浩蕩蕩,直奔呂府!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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